本场学术报告为《清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重点阐释了阎若璩与考证学、朱子学的关系

2014年9月13日晚7点,在人文楼4层清史研究所大会议室,2013级与2014级清史研究所硕士生欢聚一堂,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新老生见面交流会。

2014年9月12日下午2时,应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系双聘教授本杰明·艾尔曼访问清史研究所,并为师生做了题为“乾嘉时代中国、日本和朝鲜的考证学”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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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1日上午9时,应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编辑部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本杰明·艾尔曼教授访问我校并为全校师生作了题为“朝鲜鸿儒金正喜与清朝乾嘉学术”的学术报告。

见面交流会由清史所2013级硕士班班长弭丽丽主持。晚上7点见面会正式开始。首先,弭丽丽向2014级新生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并介绍了本次见面会的具体流程。师弟师妹们和师兄师姐们面对面落座,主要分三个环节进行。

本次演讲由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黄爱平教授主持,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朱浒副教授、阚红柳副教授、曹雯副教授及清史研究所师生三十余人聆听了此次讲座。

本杰明·艾尔曼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系双聘教授,研究领域为近世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社会史与东亚文化史。近年研究中国近代科学文化史,以及十八世纪东亚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国经学、医学和格致学等学术对日本与朝鲜的影响。艾尔曼教授成果卓着,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近三十年来与清史研究所学术交往密切,对清史研究的发展多有贡献。

第一环节,自我介绍与相互介绍。由2013级硕士生逐一自我介绍,并向在座的每位同学介绍自己的师弟师妹。要求就是:各位的介绍一定要形象生动。大家各展才智,期间不时欢声笑语。随后,师弟师妹们以同样的方式逐一进行介绍,通过此环节加深了彼此的印象。

艾尔曼教授首先指出,考证学是东亚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明代的“注重有注之言”到清代“注重有据之言”,考证学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并非一开始就占据了主流学术地位。

本场学术报告为《清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清史研究名家讲座”第一讲,由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黄爱平教授主持,《清史研究》编辑部副主编曹新宇副教授、编辑部主任曹雯副教授、刘贤副教授、胡恒老师以及校内外师生八十余人一同聆听了此次讲座。

第二环节,我问师兄师姐。首先为师弟师妹们进行了选课演示,随后师弟师妹们逐一向师兄师姐们发问,问题涉及到选课、新学期计划、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师兄师姐们耐心地解答了师弟师妹们的疑惑,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通过此环节,师弟师妹们对未来的研究生学习生活有了大体的认识与规划。

艾尔曼教授其后引用清代考证学代表人物阎若璩的代表作——《古文尚书疏证》,重点阐释了阎若璩与考证学、朱子学的关系。《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写于清代康熙年间,其被广泛认可并流传开来则在乾隆中期,迟至1750年左右才有刻本。在艾尔曼教授看来,阎若璩作为考证学家受到重视,是从《四库全书》开始的。艾尔曼教授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古文尚书疏证》的着录和评价出发,详细剖析了四库馆臣对阎若璩及其学术思想的看法。他认为,从《四库全书》开始,学者们才开始把阎若璩当作十分重要的考证学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四库全书》重新发现了阎若璩的价值所在。艾尔曼教授指出,阎若璩的考据方法和对经典的怀疑精神对此后的学术思想发展影响甚巨,值得特别予以重视。

艾尔曼教授首先介绍了研究清代中朝交往的基本文献和相关论着成果,使现场师生对相关讲题有宏观性的了解。随后,艾尔曼教授以朝鲜鸿儒金正喜为例,讨论十八世纪朝鲜、中国与日本间的学术文化交流,以期重新了解朝鲜长期以来在早期现代东亚文化互动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个环节,我问师弟师妹。此次见面交流会在本环节出现了高潮。首先由师弟师妹们再一次介绍一下自己的师兄师姐,然会师兄师姐们再相互介绍一下自己邻座的本班同学。通过再一次的介绍,大家更进一步熟识了每位同学的基本情况。然后,由师兄师姐们随意指定某一位师弟或师妹,问他们在座的任何一位师兄或师姐的名字,说错的则会有小小的惩罚。通过这一环节,师弟师妹们基本认识了每位师兄师姐,同时师弟师妹们彼此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熟识,这样便于日后的学习交流。本环节中新老生打成了一片,现场更是频频传出笑声。

谈到阎若璩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比较,艾尔曼教授引经据典,重点指出了当时的反对派毛奇龄所着的《古文尚书冤词》很早就流传到朝鲜、日本,其观点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四库全书》对阎若璩的肯定则没有受到多大的关注。毛奇龄《西河文集》流传甚广,但最后“有据之言”战胜了“无据之言”,充分证明了考证学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艾尔曼教授特别指出,朱熹的看法与阎若璩差异较大,他虽对《古文尚书》有所怀疑,但仍坚持人性道性的论点,并以此来支持自己对道学、经学的解释,但并未推翻《古文尚书》,仅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了阐释。

艾尔曼教授认为,以往总认为李氏朝鲜儒士都奉宋代程朱理学为“道统”。金正喜可作为此一观点的反例,让我们重新发现清代新兴的“汉学”,如何透过燕行使为中介,为朝鲜两班所接受。金正喜出身两班贵族,曾多次担任燕行使前往中国,结交了许多朝中文士,颇受阮元、翁方纲等人器重。金正喜还曾结识庄述祖、刘逢禄等常州今文经学者,金正喜从这些学者身上,吸收了公羊学与今文经学的传统。

最后,弭丽丽做了总结:清史研究所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在清史所的三年是十分宝贵的,希望新生们珍惜这三年的学习生活时间,更好的融入清史研究所的大家庭,将清史所团结友爱的传统传承下去,弭丽丽还代表清史研究所2013级全体同学祝福师弟师妹们在以后的生活学习中顺风顺水,幸福满满。

接着,艾尔曼教授介绍了日本考证学的发展。他以日本长崎港口对中国书籍的引进为切入点,指出日本的中国学在16-18世纪较为兴盛。他还提出,随着掌握的中国学资料逐渐增多,日本人开始认为自己才是中国学的中心,并不太认同清朝的学术地位。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更是加速了脱亚入欧的步伐,对传统经学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医学等其他领域。因此,日本的考证学可以说是医学考证学或译文考证学。艾尔曼教授进而指出,当时的日本学界对《古文尚书》及阎若璩思想的了解是通过批评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而获得的,这实际上支持了阎若璩关于《古文尚书》的看法。而戴震与日本“古学派”之间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戴震对“阴阳”与“道”的看法和日本“古学派”的观点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

金正喜因卷入迫害天主教的政争,被流放南方,期间绘制了《阮堂岁寒图》,并由弟子李尚迪将其携至中国,共有十六位中国文人题跋以示敬意。艾尔曼教授认为,透过这幅《阮堂岁寒图》及相关题跋,可以了解到朝鲜当时的政治状况,以及中国与朝鲜间的关系。金正喜等人行至北京、热河、江户、大阪等地,结识了众多朋友,使我们从中看到一个初具规模的东亚社会文化世界——经学、文学、政治与艺术在其中相互交织。透过金正喜这一“中介者”的眼光,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朝鲜文人如何响应中国新兴的经学潮流,也可以对朝鲜时期的文化史与思想史作出更深刻的解释。

本次新老生见面交流会解决了新生许多学习和生活中的困惑,也拉近了新老生之间的距离,取得了圆满成功。

艾尔曼教授认为,总体看来,考证学在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发展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四书五经学,日本则在中医学、本草学、语言学方面有较大影响,而朝鲜在中国学的发展方面则更多的是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经学,因此其影响力有限。

报告结束后,艾尔曼教授与在场的师生就朝鲜对西学的态度、乾嘉学术对朝鲜的影响、中朝学者交往的广度与深度、燕行使进入中国的路线和人员配置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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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黄爱平教授作了总结,认为艾尔曼教授的演讲以其广阔的视角为东亚研究一新耳目,并代表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编辑部向艾尔曼教授赠送了由我校书法家题写的“实事求是”书法作品,并合影留念。这场精彩的学术演讲,至此圆满结束。

报告结束后,艾尔曼教授与在场的师生就东亚文化交流、科举制、日本对中国学的吸收与批判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黄爱平教授作了简短的总结,高度评价了艾尔曼教授对研究考证学的广阔视角。最后,现场师生与艾尔曼教授合影留念,演讲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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