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教授结合自己对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深入研究,联系电话62514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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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我所华林甫教授邀请,英国诺丁汉大学地名学家保罗·卡维尔博士于2014年3月18日至3月25日来我所进行为期一周的的访问、交流。

保罗·卡维尔博士,1996年于诺丁汉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诺丁汉大学英语学院讲师,《英格兰地名学会杂志》编辑。他是地名研究专家,在英格兰地名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和其他学术领域着述颇丰。

3月19日下午2点,卡维尔博士为大家做了题为“英国和欧洲近来历史地理学的发展”(RecentDevelopmentsinHistoricalGeographyinEurope)的演讲。演讲内容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内容为现今英国以及欧洲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状况和存在问题,卡维尔博士逐一介绍了今天英国乃至欧洲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和属性、研究机构和人员、研究内容、研究方向或领域以及专业研究刊物等;同时指出英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存在的两个主要影响因素或问题:第一个因影响因素,在英国,大多数历史地理者都自称属于地理系,而在地理系中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位置正在分解;第二个影响因素是研究经费非常区域化、分散化。

演讲第二部分内容为1945年以来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状况,卡维尔博士对这一阶段英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两个代表性人物H.C.达比、阿兰–贝克及其学术贡献、代表着作进行介绍。H.C.达比主编的七卷本DomesdayGeography,开辟历史地理研究新方法,其另一主要着作《1800年以前的英格兰历史地理》认为地理景观演变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问题之一。阿兰•贝克针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学科分化的背景下,撰写出《地理和历史:跨越楚河汉界》一书,在对历史地理学学科理论与实践发展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演讲第三部分内容为卡维尔博士自己从属机构和具体研究工作。他介绍了他自己的研究旨趣,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成果主要集中体现在2000年出版的WirralandItsVikingHeritage一书中,该书基本上重建了威勒尔半岛的早期历史地理,给史学地名证据、雕塑证据,并给早期考古学家和当代历史学家提供区域演化理论;后一阶段的研究转向对布鲁南伯尔战役的地名研究,试图把历史地理学的资料和方法运用于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即试图将事件复原在其历史和地理环境中,到目前为止已经重建。

在演讲的最后一部分,卡维尔博士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重建历史地理学到现在的理论和分析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在重建和描述方面还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形成了他们知识和研究的基础,给分析历史地理学提供更多的材料,两者结合在一起,将有助于历史地理学以及相干的、有趣的学科领域的发展。

3月24日上午,卡维尔博士又与清史所师生开展了一场小型研讨会,主题为“地名和历史地理”(Place-namesandHistoricalGeography)。在英国乃至欧洲,将地名与历史地理的发生关联,是个渐进的过程。卡维尔博士开篇即指出:在欧洲,一百年前地名和历史地理的研究是分开的。直到H.C.达比的那个时代,关于地名的研究仍是语言专业而非历史地理;将地名研究与历史地理发生联系始于语言学家MargaretGelling和自然地理学家AnnCole合着的《地名景观》。就卡维尔博士所从属的英格兰地名学会而言,直到1956年,学者们才开始研究地名的分布,以及它们与历史、地理、地质特征的联系,并因此有了一张关于英格兰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名分布的地图,即一张带有历史特点的语言学地图。但在当时,他们却几乎不知道历史地理。此后,一位地名学者KennethCameron分析了在东英格兰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名区的地理情况,由此说明早期英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是不完全正确的。英语地名显示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征服及驱赶英国人,他们在附近定居并且适应了英国人原有的社会制度。现今,在卡维尔博士自己的地名与历史地理学研究中,通过对纳维亚人的定居点、盎格鲁撒克逊定居点的地名调查,证明斯堪的纳维亚、格鲁撒克逊的移民和语言在这部分英格兰历史地理中的重要性。最后他为地名专家和地理学家如何更好的协同工作提出建议,并指出这种跨学科的合作将会产生有持久的价值和意义的着作。

在讲座和研讨会之后,主持人华林甫教授作出专业点评并提问,同时清史所历史地理教研室丁超老师、胡恒老师、国学院刘新光老师以及各位研究生同学也积极提问,就中、英历史地理学的异同以及地名学的命名规律、地名的发展演变等问题与卡维尔博士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受益匪浅。

在后一场学术交流中,民政部地名研究所的纪元、赵琪两位地名工作者也参加了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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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离休干部、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教师向晓同志,于2014年3月17日19时10分因病去世,享年92岁。

3月17日下午两点,应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许纪霖教授在人文楼四层会议室做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题目为“革命后的第二天:1912-1927年中国‘魏玛时期’的思想与政治”。讲座由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主持,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担任评议,历史学院以及其他相关院系的数十名师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兹定于2014年3月21日在八宝山殡仪馆二层文瑞厅举行告别仪式。

许纪霖教授以问题史与中西比较的视角,通过思想与政治的互动分析,展示了民初推翻帝制后中国建国的不同尝试与内在困难。许教授以卢梭的“公意”概念为核心,梳理了前后相续的三条不同的建国路径,分别是以私意代表公意的超议会制,以国家代表公意的行政集权制,以及以人民代表公意的先锋队政党制。通过与同一时期魏玛民主制实践的对比,许教授细致考察了这三条建国路径的不同理念与实践,尤其是各自在建立稳定政治秩序时面临的挑战,以及发展演变的历史与观念逻辑,为我们展现了这一中国的“魏玛时期”的多层面思想与政治意涵。在此基础上,许教授更进一步,以宏阔的中西比较视野对启蒙以降现代政治的基础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联系电话62514481。

针对报告内容,黄兴涛教授与杨念群教授做了评议和提问。问题涉及概念史与问题史的不同,公意与阶级两概念的关系,以及公意人格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自由提问阶段,在场师生又就少数人代表公意的正当性、公意与政治秩序的关系、知识分子在现代政治转型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向许教授提出请教。针对以上问题,许教授结合自己对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深入研究,阐述了对史华慈式的问题史学的理解;他强调,公意人格化与正当性问题的症结在于它的代表性问题,这一代表性危机反映了现代政治的根本困境,民国早期建国努力的失败也与此密切相关。许教授的回答深入浅出,在场的师生均感获益匪浅。讲座于下午四点圆满结束。

2014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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