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新史料发展是史学研究的一部分,认为大一统观与中国观、天下观有着明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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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民教授特别提到鹿肉的特殊意义,满人来自东北,以围猎为生,消耗大量肉品,入关之后经常前往热河行围,猎得鹿狍类成为重要食材。鹿肉一部分留用,交给膳房烹调,其余鹿肉或腌制后赏给大臣,或烹调后赏给随行人员。清宫一般使用的餐具都没有特别注明,虽然都是官窑,但并不特别讲究色彩,大抵为白底的青花瓷器,凡有特殊食品或特殊节日,如随行阿哥或嫔妃的生日时,会特别加菜,并用喜气一些的颜色。许多菜肴的功能并非食用,而是装饰,被称为“看菜”,该传统可追溯到唐代。最后,大臣进菜实则代表饮食的社会功能,君主接受进菜显示君主对该大臣的信任与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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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三个小时,孟宪实教授给在场学生带来了一场生动的讲座,令所有同学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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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杨教授为大家诠释了“大一统”的内涵及其词汇的起源与演化。“大一统”的含义包含三个要素。第一,关于地理的疆域空间的扩展。实现“大一统”需要足够大的空间,以形成中央的统摄关系。第二,“大一统”并非是依靠暴力征服手段,而是政权得到了详细论证过的正统性保障。第三,实现“大一统”的统治者必须具备德行,来支持政权。“大一统”一词最早出自《春秋公羊传》,《春秋》书写“隐公元年”的后面加上了“王正月”,体现了对周王地位的尊崇,也体现出“大一统”对于历史书写中时间的控制权威。汉代的风俗教化和思想控制则解释了“大一统”在政教关系上的权威。唐宋时期“大一统”观呈现出差异性,宋人谈“大一统”基本沿袭董仲舒的说法,但是更突出“道统”的地位。到了宋明时期,由于领土狭小,受到北方民族压迫以及皇帝的北狩蒙羞,“大一统”中占有广大领土的意义被有意遮蔽了,开始突出“大一统”中的文明优越感,从而建立起文化心理补偿机制。明代提倡“心性”的重要性,仍是“道德”优先的视角。元朝是异族入主大统,占有了以往政权所未曾有过的广袤疆域,故其诠释“大一统”开始强调靠领土建立正统性,而非靠“德行”。至清朝,对“大一统”的解读开始强调疆域一统和偏安一隅的差别,认为偏安即是非正统。

继而,孟教授进一步论述了“史学如何显现时代性”的问题。他强调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一定是那个时代史学成就的综合体现。在史学强调记述的时代,编纂史学会受到重视,代表作往往是正史或《通鉴》这样的作品。而如今是研究史学的时代,历史研究着作如果回答了时代的问题,即是对时代的响应。

2018年5月8日上午,值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大学日”举行之际,台湾政治大学人文中心主任、文学院历史学系周惠民教授到访清史研究所,并以《从清史档案看清代宫廷饮食》为题,在人文楼四层大会议室发表专题演讲。本次讲座由孙喆教授主持,黄兴涛、成崇德、华林甫、刘文鹏、阚红柳、毛立平、胡恒、杜宣莹等老师及硕、博士生共二十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讲座的最后,杨教授总结到:“大一统”观在历朝历代一直有所变化和侧重,其在近代的表现,受制于瓜分和亡国的危机感,也受制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扬。“大一统”观与现代国家模式的选择、“联邦自治论”的边缘化、“立宪派”与“革命党”之间的争论及其意义以及对专制问题的讨论均有回响。现场的同学就讲座的内容进行了提问,杨教授予以了充分地解答,互动热烈,讲座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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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大学日”主题交流活动报道

2018年4月12日下午,我校杨念群教授受邀主讲“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六讲,主题为“‘大一统’观与近代中国思想”。

最后,孟教授以“史家主导史学潮流”作为讲座的总结。史家是当代人,对所处时代的感受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历史的课题,间接地响应这个时代的提问、提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课题,最终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表。

讲座结束后,在场师生就“川湘一带为何喜辣”、辣椒传入中国之前传统食物如何体现“辣”、宫廷菜主体来源是否是鲁菜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互动热烈,讲座圆满结束。

继而,杨教授进一步论述了“大一统”观在近代的挑战与应变。“大一统”观三要素在近代遭遇的全面挑战:疆域不断被侵蚀、正统性遭遇西方价值观的质疑、道德主义也遭受到科学观的挑战。于是“大一统”观呈现出了一系列的近代形态。首先,在经典范围里,发挥孔子是“素王”的观念。其次,讨论“道”和“法”的关系。以及以康有为作为代表,将“三世说”融入进化论加以重新解释,仍以“德行”为划分不同文明的标准。“大一统”观也在“近代地缘政治”、“近代专制问题”等问题的讨论中,深深影响着近代思想的流变。

2018年4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宪实教授受邀主讲博士生“史学前沿”课程,讲座主题为“史料与史学”。

再次,周惠民教授从食物内容、烹饪方式、用膳时间、节庆饮食及饮食的社会功能五个方面分别对宫廷饮食予以阐述。因乾隆皇帝主政时间长,留下资料最为丰富,周惠民教授以乾隆皇帝作为范例,重点阐述了乾隆帝在热河驻跸期间的饮食内容与方式。乾隆帝驻跸热河期间正值夏季,其饮食内容以当令食材为主,或与在京期间有些差异。据内务府的相关记载,清朝多数皇帝的饮食相当保守、简单,甚至可称为单调。清宫并非集中供餐,各大小宫殿有独立的供餐系统。又皇帝南巡期间,多半居住在船上,供餐较为简单,也多使用折叠膳桌。至于用膳时间,周惠民教授以乾隆四十四年七月为例,其时乾隆多在承德避暑山庄,卯正三刻进点心,包括饽饽、果子,到未初二刻进晚膳。在君民同欢的节庆日,膳食自然较往常丰富,用膳时间也稍有调整。

讲座伊始,杨教授就指出“大一统”能更为有效地概括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质,充分整合多元的思想资源,将其纳入到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之中作出解释。与此同时,大一统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观念体系,对中国近代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从区分“天下”、“中国”和“大一统”的问题谈起,认为大一统观与中国观、天下观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大一统”不像“中国观”那样反复强调“中国”与“四夷”之间的对立;其次,它不像“九州”“五服”等从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的角度比较宏观地想象古代王朝的秩序,而“大一统”更多是把疆域治理与政教关系的构造结合起来,形成了更为严密的政治文化主张。

其后,孟教授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辩证关系谁来把握?”阐释了自己对于史学的看法。他认为史料史是过往的记录,史学研究是现实性的劳动。回应现时代的课题,史料无能为力,这是史家的“使命”,有回应、回应得体,是史家自身的“识见”。他指出现实对客观历史并不会产生影响,但现实却会对历史研究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是通过历史学来呈现。他强调历史学家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历史学家的感悟是对当代的感悟,以史为鉴,用历史去回答、映射时代问题,是回答现实问题的不二法门。

本次报告主要分三部分,周惠民教授首先介绍自己关注清代宫廷饮食问题的缘起。饮食文化历史悠久,而技术改变最少,具有多种不同的研究面向,如人类体质、食材、技术问题等等。饮食贴近生活,同时又能够体现社会经济与政治权力,就目前而言,饮食文化史的相关研究较少,是一个亟待开拓的研究领域。此次演讲,周惠民教授主要运用的两种档案分别为《清宫热河档案》及《清宫御档》,档案主要体现五类信息,分别为帝王生活习惯、饮食内容、皇帝行踪、社会关系及宫廷制度。

杨念群教授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是首批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他主要着作有: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等。

讲座伊始,孟宪实教授与大家探讨了“史家与史料谁更重要?”的问题。孟教授认为两者均重要,即相辅相成。“史料即史学”,对于史学而言,史料之于史家,如同土地之于农民。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西方史学思潮,也推动着中国史学的进步。而新的思潮主要是作用于史家,通过史家发挥作用。那么,新史观的运用与新史料的发现,到底那个对于史学进步推动更大?孟教授本人倾向于“新史观”更重要。对此,孟教授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解释:一是史学研究是人类的主动性劳动,是行为选择的结果;二是新史料发展是史学研究的一部分,但作为主体的必须是史家,史料本身并不具备主动发言的功能;三是新史观包含着对新史料的发现,发现传统史料的新意,也是史料的新发展;四是“史料研究”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工;承认史家的推动性比强调史料更有利于史学的发展;五是史料无法自动显示史学,没有史家的研究就没有史料;可以强调史家对史料所反映历史信息的尊重,但不可因为强调尊重史料的客观性,而忽略了史家的作用。

其次,周惠民教授谈到了宫廷饮食与庶民饮食的差异。宫廷饮食往往形式重于内容,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因其具有安全与健康议题,自古受到极大重视,民间亦流行种种传说,如“银针试毒”等等,实际上银针并不能判断食物是否有毒。周惠民教授对普遍持有的帝王饮食是“炫耀性消费”之说提出质疑,认为皇室既无此必要也不存在可行性,根据档案记载,除在一些特殊场合需要通过膳食展示皇家尊贵外,宫廷饮食并不存在铺张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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