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这一时期的中西交通史料,杨天石先生对蒋介石日记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2015年3月19日下午2时,应历史学院邀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彭刚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公教四楼303教室为我院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的讲座。这是历史学院2015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的第三讲。讲座由我院院长黄兴涛教授主持,我院副院长皮庆生老师也到场参加。

2015年3月12日下午2时,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曹新宇在“史学前沿”系列讲座上为同学们做了一场题为《十六世纪的遗产:中西交通史籍备忘录》的精彩报告。

2015年3月5日下午14时,恰逢元宵佳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教学四楼303室迎来一场学术的盛宴。着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杨天石先生做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史学前沿”讲座,为全院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蒋介石其人》的精彩报告。本次讲座由历史学院副院长、清史所所长夏明方教授主持,历史学院博士生及来自校内外的听众约七十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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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曹老师在讲座当中

作为近十年来“阅读蒋介石日记的大陆第一人”,杨天石先生对蒋介石日记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由此形成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众多新认识。在讲座中,杨先生首先阐明了正确评价蒋介石的意义,认为从求真求实的历史角度客观公正地研究蒋介石,不仅可以提高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水平,对当代中国进一步发展两岸和平关系,最终完成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也有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他详细介绍了蒋介石日记的状况,从不同的侧面对日记的真实性进行评估,进而得出结论,指出其日记既有相当大的真实性,也存在严重的缺漏和扭曲。但是作为同时代国内外众多领袖人物中惟一一份系统完整的日记,其史料价值不容低估,有利于了解蒋的内心世界和国内国际鲜为人知的政坛秘密。

彭刚教授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思想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着有《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精神、自由与历史: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A
Critical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等,译有《自然权利与历史》、《德国的历史观》、《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等。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曹老师指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多集中于17世纪末耶稣会士入华以来的历史。而耶稣会士入华的重要背景:16世纪的中西交通史,同样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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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教授的演讲主要分为四部分,即记忆的转向、历史与记忆的纠葛、历史记忆与历史真理和历史记忆与历史正义。

1500年前后东西方世界格局的转变,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有关。在土耳其帝国兴起的刺激下,欧洲开辟了绕过好望角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也掀起了葡萄牙、西班牙,及其“竞争者”意大利等西方世界的海外殖民扩张时代。现存这一时期的中西交通史料,就包括意大利档案所存,曾加入葡萄牙人船队的佛罗伦萨“间谍”Giovanni
da Empoli,即同时代的葡文文献的Joãnnes Impole等人从东方寄回欧洲的信件。

杨天石教授正在讲述

在“记忆的转向”一节中,彭教授首先界定了历史和记忆的含义,指出现在的历史记忆开始逐步将民间史、大众史、口述史等纳入进来,此即所谓的记忆转向。接着他分析了记忆转向的四个肇因:即宏大叙事的解体;认同不定则记忆升值的定理;“没有历史的人民”的最自然不过的话语形式;现代性创伤的迟到反应。

16世纪,葡萄牙迎来了它海外殖民的“亚洲世纪”,现存葡文文献,保存了大量关于中葡朝聘、贸易的史迹。曹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许多现存葡萄牙档案和书信,以及当时的欧洲其他文字译本。这些史料反映了葡萄牙人最初与明王朝的交往,以及欧洲对中国明朝的认识,内容囊括明朝的朝贡体系、周边关系、帝国疆域、行政区划、军事力量、刑狱制度、以至语言、风俗、物产、人口等方面。这些文献为16世纪葡萄牙着名历史学家巴洛斯(João
de
Barros)撰写关于葡萄牙亚洲殖民史的巨着《亚洲年代》(全书名为《亚洲:葡萄牙人发现、征服东方海洋与大陆之历史》)打下基础。该书1563年出版的第三本,即详细叙述了葡萄牙使团在中国的活动。

蒋介石是个什么样的人?杨先生结合日记内容与其他相关史料,条分缕析,认为蒋介石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渴望民族振兴,维护国家主权;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基督教义的信奉者,也是孙中山思想的崇拜者;他也是改良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个人主义者、一党专制主义者。他在思想性格上有很多毛病,但也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总的来说,他的一生有功有过,需要对之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不能一概否定,也不应一味的美化。最后,杨先生重点解释了蒋丢掉大陆的五大原因,即丢掉农民;丢掉民族资产阶级;发动内战,经济政策失误;一党专政,个人独裁;贪污腐败。

在第二部分中,彭教授主要列举了学界中对于历史和记忆关系认识的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历史就是记忆,二者是等同的;二是认为历史与记忆是对立的。而彭刚老师认为历史与记忆的关联既有相关也有相异之处,不能一概而论。相关之处在于二者皆涉及时间体验,史料与记忆在内容上存在关联。而相异之处则在于历史与记忆对可核实证据的依赖并不相同,记忆并不总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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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记忆与历史真理的认识,彭教授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记忆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以口述史学为例指出了有时口述资料所反映的并不是历史原貌,口述史实践中不可避免存在许多偏离真实的事情,记忆存在“遗存”和“重构”两种形式,需要在研究时特别注意。最后,当谈到历史记忆与历史正义关系时,彭教授引用了诸如历史上的大屠杀等事件,指出我们对历史记忆使用时一定要适度,避免滥用,这样既是为了保证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也是为了保证历史的正义性。

曹老师在报告还专门指出,入华耶稣会士的历史,应当看作是16世纪中西交通的继续。例如,目前认为耶稣会士编纂的《葡文词典》,就是这种文化交往延续性的一例。此外,研究耶稣会士的文献,应该注重多种文字史料的比对。他以中文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译文为例,指出由于中译本转译自英文与法文,而并非最初的拉丁文本,就造成许多误解,导致今天中西学者的概念史研究当中,存在不少“隐患”。

在场师生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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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曹老师还就同学们关心的西方中国学代表人物和相关中国学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并向同学们推荐了研究早期中西交通史应该关注的史料。

在讲座的尾声,杨天石先生与在场师生进行了互动,就日记资料的真伪、利用以及蒋介石研究的相关问题耐心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对学界就其研究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所作的批评,杨先生毫不讳言,并运用其所掌握的大量史实进行回应,并鼓励同学们大胆质疑。杨先生虽然八十高龄,仍精神矍铄,笔耕不辍,其治学精神深深感染了在座师生。

讲座结束后,在场学生也向彭刚老师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彭教授都给予了详尽的解答。最后,副院长皮庆生老师结合自身专业对讲座进行了总结,并指出关于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这样的话题讨论对历史研究本身有很大价值。至此,整场讲座圆满结束。

最后,夏明方所长对讲座进行了总结,认为杨先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力图对蒋介石其人乃至中国近现代史进行重新解读,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反思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方式,也希望同学们本着史学家应有的求真精神,始终以诚实的态度探究历史的本相。约三个小时的学术讲座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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