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教授梳理了中国历史上东北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生态修复与白洋淀流域环境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

为进一步从多学科交叉视角推动白洋淀流域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研究工作,深入探讨白洋淀流域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路径与对策,促进国内外学者在生态修复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对话,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批复之际,2018年4月21日至22日,在河北大学成功召开“生态修复与白洋淀流域环境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8年4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博生生“史学前沿”课程第邀请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晏绍祥教授主讲“雅典民主政治的发端:从黑暗时代到公元前403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徐晓旭教授主持本次讲座,历史学系主任王大庆副教授到场聆听。

2018年5月12日下午,由清史研究所古代史教研室主办的“清代政治史研究学术工作坊”第十六期在人文楼四楼大会议室举行。台湾中央大学汪荣祖教授以《从主体性说到新清史》为题,向在场的师生做了报告。本次工作坊由杨念群教授主持,夏明方、刘文鹏、董建中、毛立平、胡祥雨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邱源媛等诸位老师和所内外硕博士五十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会议由河北大学白洋淀流域生态保护与京津冀可持续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暨生态史研究中心、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以及河北省生态与环境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澳大利亚澳洲国立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大阪大学,国家海洋局,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河北省农科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重庆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单位共计50余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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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报告主要分为四个部分。汪荣祖教授首先介绍,不同于自然科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存在“主体性”。人文社会科学对于客体的认知涉及到个人的价值观与文化背景,于是就有了“主体性”,而这种“主体性”主要源自文化背景。汪教授认为受近代西潮冲击的影响,无论学制、方法与理论,中国莫不仿效西方,而这使得我们丧失了“主体性”,从而在学术上失去了话语权。而西方学术界往往以其文化背景、政治偏见、意识型态来看中国历史,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存在无可避免的价值判断。近年美国“新清史”的兴起就是为了夺取清史研究的话语权,其不过是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历史的主观看法。汪教授提醒我们,若盲目跟从就会自失主体性与话语权。

河北大学校长助理程志华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辞,简要介绍了白洋淀流域生态保护与京津冀可持续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基本情况,强调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支持雄安新区建设的高度认识白洋淀流域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并预祝研讨会取得丰硕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夏明方教授致辞,对会议承办方表示感谢,对此次会议的缘起、参会专家的研究专长作了说明,并希望通过此次会议搭建的多学科交流平台,集中智慧,为当代中国的生态修复、白洋淀的环境治理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献计献策。

本次讲座晏绍祥教授向大家讲授了古希腊人和西方学者对雅典民主发端的认识,提出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方学者对雅典民主发端认识的变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晏教授就其观点逐一展开阐述,首先追溯“民主”一词的起源,认为“民主”一词的记载首见于埃斯库罗斯《祈援女》,以Demoukratousa的形式出现,希罗多德在其着作中使用过名词形式的Demokratie和动词形式的Demokrateomai。接下来晏教授梳理了古典着作家的记载,总结了古希腊人对雅典民主政治发端的认识,认为古希腊人留下的古典着作中出现了提休斯说,梭伦说和克里斯提尼说。继而,晏教授在研读近现代西方学者的相关着作基础上,分析了近现代西方学者对雅典民主政治发端的观点,重点探讨了米特福德、格罗特、伯里、奥斯瓦尔德、希格内特、沃克、华莱士、莫利斯、奥伯、拉夫劳勃和埃德等学者的观点,认为近现代学者除了继续探讨古希腊人提出的梭伦说和克里斯梯尼说之外,也深入探究与雅典民主制度相关的具体问题,诸如雅典民主制度的运作机制、兵役制度与雅典民主制度的关系和雅典的津贴制等等。另外,晏教授认为希格内特和拉夫劳勃提出的厄菲阿尔特说,埃德提出的公元前403年说,推动了雅典民主政治发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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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灾后重建与生态修复的跨学科思考”“环境衰败与生态修复的技术探索”“以人为中心的环境问题及其治理:来自中日两国的经验与教训”“湿地、湖泊与白洋淀流域的生态修复”等专题进行学术报告,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海内外生态修复和灾后重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与此同时,各位专家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和实践体验出发,畅所欲言,为雄安新区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诸多建议,如进一步加强多学科协作,推进自然修复与人文重建的相互融合;加快建设“白洋淀国家公园”;打造多功能苇田生态经济体系;以产业发展带动生态休耕;强化人的认识框架对生态平衡恢复的影响;从认识白洋淀的属性入手,实施水资源调控工程、污染防治工程、生态保育工程等生态修复对策;围绕白洋淀的芦苇资源发展观光、环保和教育等。

最后,晏教授得出几点结论:当学者们在寻求雅典民主的发端时,民主总是已经被重新界定;而对雅典民主的界定,总是与对民主的认识和评价,与作者本人的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其中现代民主不可避免地成为参照;与此同时,资料也在被重新解读,可利用的史料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其次,汪荣祖教授梳理了“新清史”的日本渊源,认为日本学者对“新清史”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冈田英弘等日本学者的“满蒙非中国”论,在“新清史”中得以承袭。

本次会议,是在《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公布后相关领域的首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意义重大,与会学者在跨学科对话的平台上提出了基于不同视角的思想和观点,促进了学科对话与交融,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雄安新区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学术成果和智力支持。与会专家对此次会议的对话和交流形式均给予充分的肯定,建议形成“生态修复与白洋淀流域环境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机制,搭建白洋淀生态文明建设论坛,为雄安新区建设与白洋淀环境治理持续不断地提供智力参考。

晏教授的讲座内容激发了现场同学的兴趣,同学们踊跃提问,晏教授详细解答。随后,徐晓旭教授对讲座内容作了精彩点评,讲座在同学们的热烈讨论中圆满结束。

复次,汪荣祖教授对“新清史”的观点作了一一回应。针对“新清史”误将满洲当外国的认识,汪教授梳理了中国历史上东北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认为辽东地区乃至整个东北地区都在明朝的统治势力范围之内,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新清史”否定满族汉化,汪教授认为值得批判,并列举种种汉化史实以证明。尤为注意的是具有满洲特性的八旗教育仍是灌输汉文化。八旗学校以清书、汉书、骑射为主,并兼习翻译,但是满文缺少经典,知识基础仍然建立在汉文典籍的满文译本之上,与汉族传统的经、史教育并无不同。可以说,八旗教育实际上在型塑汉族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汪教授随即讲到满族也存在中国化,即清朝皇帝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皇帝,顺、康、雍、乾四帝,在文献中都表述自己的中国皇帝身份,从而批判了“新清史”的“清朝非中国”论。“新清史”认为清朝的版图扩展类似于近代西方殖民扩张,汪教授主张疆域的扩大并没改变中国的本质。清帝国非近代殖民帝国,他的版图扩展是以保障农业地区的安全为主,仍不脱传统中国的保守与防御性质。这与西方列强以武力夺取殖民地,任命总督,掠取殖民地的原料、劳力与市场,并灌输其宗教与文化价值,且有意压制自主意识,差异极大,“新清史”比拟不伦。同时,汪教授提醒该如何看待满汉民族矛盾尖锐对立的晚清,他认为“排满主义”的盛行,非因满族不是中国人,而是满人政府之无能,故种性攻击乃其革命之手段,有助于清朝之倾覆,排满不是“种族性”,而是“政治性”的。

(白洋淀流域生态保护与京津冀可持续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河北省生态与环境发展研究中心供稿)

文:贾瑞霞、王善;图: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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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汪教授介绍了美国的边疆理论,该理论认为环境改变了民族与制度,地区之间的互动也型塑国家的走向,19-20世纪之交,美国成为众多地区的组合。美国史是地区主义与国家主义两股势力的激荡,最后国家主义统一地区分歧。而这给我们国内研究的启示就是满人入主中原,岂能不受中原环境与文化的影响?此即汉化。中原与边疆的历史互动,最后形成的是国族主义,而非地区分离主义。新清史用二分法将中原与边疆对立,甚至将中原并入边疆,实在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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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教授总结到历史由人书写,人有七情六欲,须征而后信。史学像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一样具有主体性。新清史乃美国一家之言,应该受到严格检验,不宜盲从。史家需要才、学、识、德,而读史者要能超越一家之言,而且具有批判的眼光。

讨论环节,在座师生就阿尔泰学派、皇族妇女、汉化、史学研究方法、“新清史”如何形成、“新清史”的影响以及如何评价“新清史”等诸多宏观、具体的议题作了广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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