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台湾的人群活动与环境变迁,是否说希腊语、按希腊方式生活

2016年6月3日,“自然与文化学术系列讲座”第十六次活动:“17世纪台湾的人群活动与环境变迁:以甘蔗种植为主的思考”主题沙龙于明德主楼0412教室顺利举行。该系列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办,此次沙龙特别邀请台湾长庚大学特聘教授曾华璧担任主讲,由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夏明方教授主持。社科院世界史所副研究员高国荣、生态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侯深,以及来自历史、环境等学院的数十位学生聆听了讲座。

5月26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徐晓旭教授在公共教学二楼为博士生史学前沿课程作了题为“希腊化时代的族群认同”的学术报告。

2016年5月25日晚,清史研究所清风学社理事会换届选举会议在人文楼四楼会议室举行。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老师、副所长胡恒老师,第十三届清风学社理事会成员以及清史所各班同学。会议由第十三届理事会《清风学刊》主编强光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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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会议议程,大会首先由朱浒老师发表讲话。朱老师首先对上一届理事会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尤其对锡伯文化节和青年学者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肯定。接下来,他简单回顾了清风学社的创办历史,并结合自己在学生时代参与清风学社的切身体会,肯定清风学社作为学生交流学习、锻炼实践能力、团结同学的重要学术平台的积极作用。最后,朱老师建议学社在今后的活动开展过程中,要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支持学院各项活动的开展。朱老师保证清史所将会继续加大对清风学社的支持,为学社活动提供更优质的条件。

接下来,由第十三届清风学社社长邓涛发表述职讲话。邓涛回顾、总结了上届理事会主持开展的各项活动,包括清史所第九届青年学者论坛、锡伯族文化节、博士生史学前沿课程、出行考察、体育比赛等诸多学术活动和文体活动。总体而言,上届理事会在面临新任务与新挑战的情况下,尽职尽责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同时,邓涛也指出活动开展中的不足之处,并希望下届理事会能吸取经验教训。之后,第十三届理事会成员也逐一发表了感言,他们感谢在清风学社工作的一年中所收获的成长和友谊,感谢老师们对学社工作的支持,并且对下届清风学社理事会的工作寄予美好期望。

其后是第14届清风学社理事会成员选举环节。首先由各位候选人发表简短的竞选演讲,之后由全部在场同学进行投票,选举新一届理事会。选举结果如下:2015级博士研究生张安琪当选为第14届清风学社社长,2015级博士研究生安子昂当选学刊主编,2015级硕士研究生薛梦缘、张心雨当选为副社长,2015级硕士研究生康海源、王鹏玮、吴丹丹、赵懿分别当选为宣传部、体育部、学术部、外联部部长。

选举结束后,朱浒老师与胡恒老师对顺利换届表示祝贺,并发表讲话指导新一届清风学社理事会的工作。他们期待新一届理事会勇于承担责任、积极与老师沟通、在愉快的工作氛围中收获成长。第十三届理事会也对新一届理事会成员的当选表示祝贺,两届理事会进行了工作交接。

第十四届清风学社理事会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完成。新一届理事会必定在清史所老师们的指导和鼓励下、在同学们的支持和监督下,遵守学社宗旨,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文体活动,增强学术性,追求创新性,更好地服务于老师和同学。

曾华璧教授以自身从事环境史研究的经历为引开启了此次讲座,宏观地介绍了台湾环境研究的主要课题、全球环境主义的意涵以及台湾环境史的书写模式。她从三个层面正式进行“17世纪台湾的人群活动与环境变迁:以甘蔗种植为主的思考”的主题讲座。

徐老师以一则生动的史料为引子开始本次讲座。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一位赶驼人向他的雇主泽农写信,抱怨泽农的两位代理人拖欠他工资,他写道:“他们因为我是蛮族人就蔑视我”,他请求按时付给工资,“不至于因为不会说希腊语而饿死”。希腊语是托勒密埃及的官方语言之一,赶驼人的信即是用希腊语写成的,但显然应该是托别人代写的。在他的眼中,不会说希腊语正是他遭受不公的根源。在徐老师看来,顺着赶驼人的这一思路,可以进一步追问那个时代“蛮族人”与“希腊人”究竟如何被定义的问题。是否说希腊语、按希腊方式生活,就意味着成为希腊人了呢?“文化希腊人”的定义是否能成立呢?

首先,曾华璧教授介绍了此次研究的理论依据。她指出:环境史中讨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理论、社会科学中的流离理论、人文地理学中人与地方关系的理论,以及行动网络理论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徐老师接下来从“古代话语”和“现代学术”两个角度为我们梳理了关于这一族群认同问题的多样认识。首先,他举出了几位古代希腊人的看法。演说家伊索克拉底认为,由于雅典在文化上的影响,“希腊人”已经变成了一种智力的名称,而不再是种族的名称,更应把拥有希腊文化的人称为希腊人;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非希腊血统的人能够变成风俗、语言、精神上的希腊人;而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也用“希腊化”的模式来书写希腊人发展壮大的早期历史。由此可见,这几个希腊人作为当事人,均认为文化上希腊化的人是可以成为希腊人的。

继而,她阐明了研究17世纪台湾甘蔗种植课题的缘起:1.甘蔗在荷治时期是台湾最有代表性的热带植物,且糖在16世纪的需求大量增加,并在世界贸易中取代了蜂蜜的地位;2.甘蔗种植对于自然环境具有严重的破坏;3.
彭慕兰和史蒂夫·托皮克研究指出:为供应当时欧洲人对于蔗糖的需求,使得一座原本覆盖着原始森林的热带岛屿变成了单调甘蔗园区;然又在其着作《贸易打造的世界》中认为:台湾具有多样物种;郑成功入台,使得17世纪因糖业贸易而可能导致的单一作物化并未发生。彭慕兰等学者富有探讨空间的描述增添了这一课题研究的趣味。曾教授指明:1、其认同台湾确实未曾有单一作物化的观点;2、其认为郑成功的政策虽重视稻米屯垦,却并未放弃甘蔗种植。

作为对比,徐老师又引述了犹太人的两则史料,作为外族人对此问题看法的例证。在犹太文献《马卡比二书》中,希腊文化被视为外族文化。这部文献虽然是用希腊语写成,但是作者却是反希腊文化的,自身的希腊化并未让作者觉得自己是希腊人,他对自己的族群身份界定依然是犹太人。而在《新约·使徒行记》中,则有“希腊化者”与“希伯来人”对立并举的现象,这显示出作者有意突出犹太人内部次群体之间类似于不同族群般的差异,他无疑意识到了希腊化对犹太人族群认同的冲击。这两条史料的作者至少从语言角度讲都是希腊化的犹太人,但他们同时对于希腊化的反应又都很敏感。虽然说希腊语并不构成他们的顾虑,但宗教和生活方式上的希腊化在他们眼中显然对犹太族群认同产生了威胁。

曾教授以17世纪台湾的三个政权与糖政为主线展开了详细论述。论述了荷据台湾时期历任总督为了增加蔗糖利益,从荷兰引进新品种、大量引进汉人入台、推广奖励政策的尝试。以此同时,甘蔗园的扩增,缩减了鹿的栖息地,导致梅花鹿减少,连带影响了原驻民的生计。剖析了明郑时期屯垦农业政策的实行,指出由于蔗糖较高的经济利益,故而郑成功虽强调米粮地生产,但亦未曾放弃甘蔗地种植。值此时期,米糖是相互共存的生产作物。阐明了清领台湾时期米与糖的种植的发展及其转变。由于蔗糖生产极具经济利益,清初并未放弃甘蔗的种植。然种蔗过多,导致民力耗费,降低了粮食的产量。台统一后难以弥补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粮食缺口,故而福建台厦道高拱乾发布了《禁饬插蔗并力种田示》。曾教授在总结部分强调:1、台湾从来不是单一作物生产区;2、无论蔗糖的收益有多高,17世纪三个政权从未轻视米粮的耕种;3、同样的,无论米粮供应有多重要,三个政权亦未完全放弃蔗糖的种植。

抽样解读完“古代话语”后,徐老师为我们呈现了现代学人研究希腊化时代文化互动的各种理论模式。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J.G.德罗伊森被公认为是“希腊化时代”概念的创始人,他所持的“文化融合论”也长期居于正统地位。他将“希腊化时代”描述为希腊人与非希腊人融合的历史,认为希腊文化教化并唤醒了东方。这一模式不断遭到批评与反对。威利·佩雷曼斯与克里斯提安·哈比希特用人名分析和人口统计的方法研究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王国的族群关系,认为希腊人与当地人之间是相对封闭的,希腊人居于统治地位,而当地人仅能担任低级官员。耶鲁大学着名史家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在全面考察希腊化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后,认为希腊化仅限于社会上层,他们与血统上的希腊人一起构成统治阶级,而大多数当地人则保留了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马克思主义者海因茨·克莱西克提出,在巴勒斯坦和塞琉古王国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虽然从亚历山大时代开始这种生产方式受到了古代生产方式的影响,但融合并未发生。

曾老师主讲完毕后,讲座参与者就甘蔗产生的生态破坏、米粮与甘蔗种植是否存在风险对冲、台湾甘蔗市场与海外蔗糖贸易的关联等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多学科背景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交流与探讨,享受了一场学术的盛宴。

到了战后,在去殖民化的语境下,“隔离模式”逐渐取代“融合论”成为新的正统。克莱尔·普蕾奥在其专着中以一章的内容直指德罗伊森,她关注“文化的表达方式”,描述了希腊人和当地人各自的“密闭性”和彼此“对影响和接触的可渗透性”,她并不否认当地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仅停留在“薄薄的希腊或希腊化的社会上层”。爱德华·维尔用“殖民人类学”的方法,将托勒密埃及解释为一个建立在希腊统治者与埃及被统治民众强行共居基础上的殖民地社会,认为两者的相遇仅导致了边缘的相互渗透。但是,“隔离论”的新正统模式同样遭到质疑。罗杰·S·巴格诺尔批评维尔,认为现代殖民地是由来自外部的宗主国统治,这一理论并不适用于当时的希腊化世界。威利·克拉瑞斯的研究表明,在托勒密埃及,希腊文化和埃及文化能并存于同一个人身上,这两种文化绝未融合,只是这个人可以在不同场合选择以不同的文化面貌现身。他并不否认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而是把融合看作是文化相遇时的选项之一。约翰·马将以往关于希腊化时代的研究概括为两两对立又两两互补的四种范式,在如何看待文化关系上有“融合范式”与“隔离范式”,在如何看待城邦上,有“衰落范式”与“活力范式”。文化融合和城邦衰落既可以互相解释,又可以一起解释当时的历史;文化隔离则意味着希腊的价值观、文化结构和城邦制度仍充满活力。他将单一统一体中冲突和矛盾的并存称为“悖论”,主张以“悖论”为出发点来观察历史,将不同范式纳入研究视野。“隔离论”者其实也关注到了文化互动,维尔就使用了“文化涵化”的概念来描述异质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它指的是两种文化在相互影响和适应的同时,也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冯克和格尔科进一步提醒不应低估文化涵化过程的复杂性,在希腊化的环境中,当地因素的反作用也可能会导致“蛮族化”。在以往的概念不断引起争论的情况下,有学者引入了“文化迁移”的概念。它被认为在意识形态上是中立的,它指的是某一文化对象在空间上的实际转移。“文化迁移”论者批判“文化涵化”论者更多地关心“结果”而非“过程”。儒瓦耶-普吕内尔反对泛泛谈论“文化整体”,强调交流中个体的重要性,“文化迁移”更接近小历史而非大历史。

总结以往的研究,徐老师指出,从“客位观”来观察文化关系和互动长期主导了希腊化研究的取向,但从“主位观”关照族群认同建构与文化互动的关系已经成为新兴的研究潮流。对此,梅尔斯提出两点意见:一是不应指望族群认同会通过物质文化形式本身表达,而应看到它是通过物质文化被运用和看待的方式来表达的;
二是不是所有形式的行为和物质文化都具有族群意义,留给我们的有趣任务是力图确定在主体眼中什么因素会产生族群回响,什么因素不会产生回响。在此基础上,徐老师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文化选择”模式。徐老师认为,文化如同一个数据库,主体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会出于一定动机、意愿和诉求,从“文化数据库”中选择调用所需的文化资源——无论是自己本身的,还是接受的外来的——并经常对之进行再加工,以用于建构和表达认同。此时其他文化资源则处于搁置状态,不涉及认同。

讲座最后,徐老师从埃及纸草文献中选举了几则“小历史”,让同学们体会了这种用“文化选择”模式观察文化互动与认同建构的视角。徐老师的讲述引人入胜,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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