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历史上现实政治又是如何影响历史学家的研究与写作的,何平老师认为这是清朝财政体制的一大特点

同时,财权过分集中于中央以致过分强调财政体制中的“起运”,而偏废了本应留给地方政府运转之用的“存留”,以致地方公费极其缺乏,对于这点何老师举了康熙皇帝的两则言论进行了论述。

杨煜达从历史地理研究角度指出,灾害史料是历史地理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类型。当前史料中几乎包含了所有与灾害有关的信息,还包含了史料记录者的主观选择和资料体系的变化,研究者在运用史料过程中必须关注史料的系统差异,包括在时空分布上的差异,不同资料的信息特点、可靠性、丰富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史料本身记录数量、记录方式与信息特点等方面的时空差异等;还应根据不同研究问题对史料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加以注意。他认为,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进一步利用灾害史料,首先应关注灾害的单位,只要是在一定时间、空间单位内发生的某种灾害,都应记为1次灾害,对于不同分辨率的史料,则应在逻辑自洽的前提下使用不同的单位;对于灾害的分级,则应具有明确的学术意义,满足时空上的一致性,将研究区域划分为一定的地域单位,减少模糊和难以定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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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我校财政金融学院何平教授受邀主讲史学前沿讲座,题目为《不完全财政、多元货币体系与清代国家治理的衰颓》,主要探讨清代的不完全财政体制与多元化的货币体系对清代国家治理的消极影响。

随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赵琬一介绍了数据库建设的进展情况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与会学者对数据库建设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表示,建设清代灾害史料的信息集成数据库意义重大。从目前进展看,数据库整体框架设计合理,数据体量庞大、信息全面,且具有较好的扩展性,有必要开展进一步开发建设。与会学者认为,要充分借鉴国内外优秀数据库的建设思路和方法,进一步扩展和完善数据库功能,提高导出功能的多样性和便利性;要满足不同用户的多元需求,进一步简化和美化使用说明和信息界面,照顾不同软件的兼容性;要提高地图的准确性,注重原始文献的导入和呈现,加强对海关档案、外国报刊等外文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考虑对一些特殊问题进行字段扩充;要进一步明确数据库的功能定位,注意其与信息平台的区别,进一步凸显数据库的优长;要拓宽数据库的社会应用出口,实现学术研究与社会普及的良性互动。课题组成员朱浒教授、方修琦教授、南开大学余新忠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赵晓华教授也作了发言,他们对与会专家的意见建议表示感谢,强调灾害研究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课题组要进一步积累史料,在具体历史情境中认识和处理数据,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检验数据库建设成效,让大数据更有质量;要加强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争取将数据库早日建成惠及学林和社会各界的高水平信息平台。

2017年5月11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长江学者”王希老师来到“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的课堂,带来了一场题为《美国史研究与美利坚民族意识的铸造》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夏明方老师主持,侯深老师担任评议人。

何平老师认为这是清朝财政体制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导致了三大具体表现:官吏薪俸地位,地方公费缺乏与军费开支不足。

第二阶段会议围绕“清代灾害纪年及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展开研讨。夏明方教授介绍了数据库建设的总体思路和基本构想。他强调,在学界相关工作的基础上,对清代灾害信息进行更大规模和范围的整合与集成,对有关数据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处理,将有助于提高灾害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清代灾害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自立项以来,始终坚持以下原则,即全要素、全灾种、全过程(关注灾时、灾前、灾后,以及时人的灾害认知等多方面情况)、全文献(实现与清代灾害有关的文献和实物资料的全面收录)、全功能、全历史、全地域。他真诚欢迎学界同仁为数据库建设献计献策,使之真正成为可以众筹、众建、众享的信息平台,成为广大灾害史研究者的“全家福”。

在开场白中,王希老师介绍了他选择这样一个主题的缘起。年初他在参加AHA的年会时,对会上学者们提出的“历史学家要不要参与现实政治的讨论”的议题印象深刻。时值美国大选刚刚结束,这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王老师说,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史的研究一直强调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观,试图帮助美国学生培养一种对多元化的欣赏态度,然而此次大选却反映了美国社会在价值观方面的极度分裂。于是,他想到了要报告这样一个题目,对美国的美国史学科的发展和变化做一个梳理,看一看美国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究竟在哪里,在美国历史上现实政治又是如何影响历史学家的研究与写作的。

何平老师先从不完全财政谈起,不完全财政体制的意涵为:政府定额财政收入并不能完全满足世事多变的现实情况,而不得不在财政体制之外谋求其他收入。在清朝的具体表现则为,每年各级地方政府所得之定额财政收入不能满足自身地方事务的全部需求,外加中央对地方财权剥夺过多,以致中央与地方财权不平衡,不得不采取耗羡、陋规等定额赋税之外的方式来满足资金需求。

会议开始时,“清代灾害纪年暨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项目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历史学院副院长、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教授分别代表课题组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对与会专家的拨冗莅会表示热烈欢迎。朱浒教授表示,自“清代灾害纪年暨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项目立项以来,历史学院和清史研究所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目前,课题组在夏明方教授的主持下,已经开展了大量工作,但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得到更多智力资源支持,希望与会专家的真知灼见能够为项目的下一步工作提供更多启发。夏明方教授指出,灾害史研究关注的是自然与社会间的相互关联,也就需要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课题组自组建以来,也一直围绕这一目标进行着探索和尝试。他对在项目开展过程中为数据库建设付出大量辛勤工作的北京师范大学方修琦教授及其研究团队表示感谢,并希望这次会议能够进一步推动多学科间的沟通交流,帮助本课题研究取得更大进展。

侯深老师在评议中谈到,第一,美国史学科的发展带有某种美国例外论的偏见,但是它也有独到之处,那就是对自由的追求,在美国,史学研究始终保持着学术独立性;第二,从王老师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史研究始终具有反抗权威的精神,每一次学术范式的更替几乎都是学生对老师的反抗;第三,美国史研究对于中国史研究来说也很重要,因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摆脱不了其所身处的美国史研究环境的影响。

但是为什么对此进行改革的尝试没有成功,以致赋税政策失效,以致乾嘉之后清朝国力不可避免的由盛转衰呢?何老师认为是因为两点:封建专制主义的官僚体制以及时势变迁的催化作用以致官员素质的蜕变。

张伟兵介绍了明清以来山西旱灾史料整理和研究的进展。他指出,在研究山西旱灾时,主要运用了清宫档案、明清方志、明清实录、气象局资料、民国水利剪报等史料,对这些史料进行量化的主要步骤是以县级行政区文献资料为基础,将旱灾划分为四个等级,并选择明清以来比较稳定的县级政区作为空间单元,将山西全境分为108个空间单位,通过对等级的赋值建立年度灾情的“旱灾指数”。他进而分别选取1470—2000年间发生在山西境内持续时间最长和影响最大的1633—1642年大旱和1876—1879年大旱介绍了史料量化分析的主要成果。他指出,通过对文献的量化处理,可以发现1633—1642年干旱面积占全省一半左右,还可通过对断流河流的空间定位,计算出河流的断流长度;在研究1876—1879年大旱时,则根据大量清代雨雪分寸记录,对文献所载数据进行换算,进一步对旱情程度和不同年份受灾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克服文献描述的不足。他还介绍了他参与的灾害信息系统的建设情况,强调该系统应实现行政区查询、年代查询及组合查询、典型特大场次查询等功能。

接下来,王希老师如数家珍地叙述了美国史的发展脉络,并重点讨论了美国史学史中几个主要学派的特点及形成的原因。最早的美国史是参与过美国革命的一代人来写作的,建国之后一群“业余”历史学家开始书写“国家史”,但他们的写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带有强烈的地域、政党偏向的色彩。1870年代美国开始向欧洲学习,将史学作为一种“科学”来对待,开启了以追求“事实”和“客观性”为主的专业化史学写作和人才训练,这个“史学研究专业化”的过程长达一个世纪,其中包括建立研究型大学、组织专业社团、出版专业期刊、完善学术规范等进程。新的学术流派开始生长,并与美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相呼应,形成此起彼伏、相互竞争之势。譬如1880年代和1890年代,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重新讨论内战史和美国革命史,分别出现了“和解学派”和“帝国学派”,对内战和美国革命的起因做了新的解释。到了1890年代,在来自西部的历史学家特纳的影响下,美国历史学家将关注点放在美国西部及其开创进程之上,,开创了影响巨大的“边疆学派”。20世纪初,在“进步主义”改革的呼应之中,强调美国历史充满各种冲突的“进步学派”(Progressive
Historians)应运而生,其中以查尔斯·比尔德和卡尔·贝克尔等为代表,强调推动美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不同经济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种新的解释框架曾引领研究潮流达数十年,但在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受到挑战。新一代历史学家们开始批评前人过于强调冲突、忽视了美国历史上存在许多可为不同党派的人分享的共同价值观,这就形成了后来的“共识学派”,其代表人物是着名的霍夫斯达特等。但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的兴起和欧洲史学思想的引入,推动了美国历史学界的又一次“转型”。历史学家从研究奴隶制、种族、族裔问题出发,开始大量关注普通人和基层社区的历史,“新社会史”成为研究的主流。在新的研究中,历史学家重新思考美国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思想的根源,为被“共识学派”批评过的废奴主义者平反;将眼光转向了日常生活,关注黑人、妇女、被传统史学研究无视或边缘化等主题。“新社会史”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逐渐与“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观融合,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碎片化”的倾向,出现了大量精致的个案研究,但却无法形成一种具有连贯性的“国家叙事”,这种情形引起了史学界内部的一些恐慌和焦虑。埃里克·方纳等历史学家开始尝试写一种主题性的综合历史,譬如将美国历史中不同阶段、不同人群对“自由”的的不同解释等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叙事中来,企图建构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多元互动的“竞争性”美国史观。

因为地方经费捉襟见肘,故而不得不极力压缩官俸。何老师举了御史赵景,工部左侍郎郝林以及沈近思的例子来举例说明了清代官俸之低在历代都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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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说,美国一方面是一个“新国家”,即便从殖民地算起,也不过400多年的历史,但另一方面又是一个“老国家”——最老的民族国家。美国的国家发展进程中包含着“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这两个相互依存、相互强化的侧面。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有它的特殊之处,即所有新移民都有一个“变成”美国人的过程。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要成为美国人,这给美国历史研究与写作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制造公民”,即将不同的人凝聚在一起,建立国家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研究、历史教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国家认同没有建立起来,历史学家就是失职的,但建立什么样的国家认同感,则是有争议的问题。美国史研究是不是有意识地去与“民族建构”的过程发生关系呢?王希老师引用了美国着名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曾经引用过的一句英国老话:“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则是当前的历史”来说明他的一个观察。他认为,同所有国家的历史学家一样,美国历史学家也是出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而去研究历史问题,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供未来参考,并建立可供美利坚人分享的“民族意识”,他们的写作与“民族意识”的建构有时是一种“显性”追求,但大多数时是一种“隐形”追求。

这一不完全财政体制所造成的最大的危害是:民众负担的加重与国家税收的失控。官员俸禄低微,促使官员在施政过程中贪污行贿、额外苛索。地方公费的缺乏和军费供给的不足,必须由地方官员及有关军务官员用其他方法补齐,即为“加派”。于是便出现了“国民两害”的双重后果:1、薪俸低微—对中央政府的有关法律条规形成冲击,2、地方官将自行加派浮收泛滥—影响地丁正额赋税的征足和完纳,清朝国家赋税征收失控。

陕西师范大学潘威副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裴卿助理教授分别介绍了他们通过对灾害史料的集成处理,在清廷黄河修治、游牧民族迁徙等方面所作的实证研究。潘威指出,以往有关清代河务的研究对岁修缺乏关注,难以反映国家河务财政管理的情况,而顺治朝作为清廷治理黄河的开端,也往往为研究者忽略。他通过对现存的《黄河岁修册》的集中整理,指出其中涉及顺治“岁修”的清代奏折总共约80件左右,记录了顺治五年至顺治十七年的38次“岁修”工程的详细情况,是研究明清之际河政和黄河变迁的重要且宝贵的资料。他据此梳理了明万历以来朝廷关于“岁修”问题动议和实践,分析顺治初年清廷的黄河治理难题,从管理机构、劳动力、经费等方面对顺治朝岁修作了考辨,指出顺治时期的黄河“岁修”并非康熙之后的岁修制度,其项目和银额都不固定,直到康熙晚年,清廷才将河工岁修银与地丁银直接挂钩,“岁修”用银的定额化才开始出现。他还介绍了他参与的“数字历史黄河”平台的建设情况。裴卿试图在地缘政治研究中引入定量分析,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运用环境人文主义的理念,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游牧民族迁徙和地缘政治变迁。他对历史时期降水量进行重建,并将游牧民族的移民次数和方向、农业帝国的纬度和平均面积、农业帝国与牧业帝国的南侵次数和农业帝国的北侵次数等作为对地缘政治进行量化分析的主要指标,认为中国历史时期地缘政治与降水量的变化,在长期尺度上是基本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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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朝的统治者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一体制的缺陷,如雍正帝曾进行耗羡归公改革,使耗羡半正规化,充作养廉银。但是随后的乾隆帝又将耗羡列为正项,变为定额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经乾隆一朝而变为定制,希望借此能够规范地方政府的加派。由此可见清人是对不完全财政及其危害是有一定的认知的。

中国科学院戴君虎研究员、西北大学李钢副教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张伟兵高级工程师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梳理了在气象物候、蝗灾、旱灾等领域史料收集整理和信息集成方面的工作进展和主要经验。戴君虎指出,物候期是全球变化的重要指示体。我国各类史料中留存着诸如动植物、农业活动、周期性气象和水文事件等物候信息,具有时间、地点信息准确,分辨率高的特点,亟需对其进行科学提取和有效利用。他强调,要把握好物种鉴定、物候期判别、物候事件时间和地点判定等关键步骤,运用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充分考虑文献的形成背景、不同时期的物候差异,运用物候规律,结合多种文献对勘,不能盲从于文献记载。他指出,竺可桢先生对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重建,已经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有关集成研究的成功范例。国外学者Aono、Chuine等学者则分别利用日本樱花盛花期记录和法国Burgundy葡萄对日本和法国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进行了重建。我国学者目前也在关中地区隋唐时期冬半年温度重建、过去170年中国东部历史物候变化研究等问题上进行着探索。他还建议组建灾异物候数据信息系统,通过学科交叉实现物候信息在信息集成数据库中的分析和演示。

最后,王希老师与现场的同学们就新清史研究、美国史的国际化能否超出西方中心主义、五四运动与进步主义运动的比较、史学研究中的族群与认同、学术范式的转变等问题进行了热烈又深入的讨论。

讲座的最后,何老师论述了导致清朝国家治理衰颓的另一重要原因——流通手段和储藏手段的冲突与明清货币政策的自主权的丧失。这主要表现为明清中央政府在财政内容中将白银看成与实物形态的粮米类似的资产形态,重视的是它作为商品的特性,也就是白银的贮藏手段职能,而民间跨地域和大宗贸易使用白银是将它作为交易媒介。政府集中白银退出流通形成“白银陷阱”,直接导致流通领域的白银短缺。所以,在没有信用货币制度的情形下,白银作为财富贮藏手段,实际上是一种非货币化的表现。白银的短缺不仅要着眼于进出口数量的变化,还要更加关注其职能的转换和效应。他认为白银的货币化导致清政府丧失了货币自主权,自主权的丧失是清中后期财政体系崩溃以致国家衰颓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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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当前美国史研究的趋势时,王老师介绍了近年来美国史研究中出现的“国际化”趋势。他认为,这是面临全球化时代的挑战时,美国历史学家对传统的“国家史”范式所做的一种反思,是一种对”美国例外论”的深刻检讨,也是为了探索新的书写美国历史的可能。这种努力早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1992年,《美国史研究》(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为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提出了3个方向:将外国学者引入美国史研究的队伍之中,开辟对边界和出于边界地带的思想、人物、文化、认同、物品的研究的研究领域,采用比较的研究方法。2000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在本德的带领下,写就了着名的La
Pietra研讨报告,提出将美国史的研究带入到世界史的背景之中,鼓励历史学家把美国史与世界史结合起来,观察和写作美国历史的发展如何受到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为美国学生和公众提供一个新的历史知识结构,以便在全球化时代能够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和想象力。

不完全财政的另一体现则为常额军费的不足。何老师举了船舰、火炮等大型兵器的制造修缮之费以及战时军费报销中的“外销”进行了论证。

随后,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会议主要由与会专家介绍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在灾害史料整理与挖掘中取得的新成果、新进展、新经验,分析和研讨存在的问题与今后的发展进路。上海交通大学陈业新教授、复旦大学杨煜达教授对学界当前在灾害史料整理、运用及等级量化等方面的工作作了全面分析与评述。陈业新指出,开展灾害史料的等级量化工作不仅在理论上十分必要,而且也具有实践上的可能。他认为,仅对灾害进行定性描述,往往容易出现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等问题,而中国灾害史料文献丰富、综合、全面的特点,则为等级量化工作创造了条件。目前学界在灾害等级量化工作中,除使用灾年统计外,还引入了指数法、成灾率计算、距平法、比值差值法、综合分析法、灾度划分法等多种方法,《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就是采用综合分析法的代表着作,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和方法意义,但也存在缺陷。他认为,今后开展灾害等级量化工作,应全面关注致灾因子、孕灾环境、承灾体三个要素,以州县为单位,综合依据气象、灾象、灾区、灾期、灾情等方面的文献记载将灾害划为7级,对于特大灾害则可进行个案处理;同时,对于年度水旱灾害,应分别进行等级划分,充分考虑定级标准中的区域差异,着手进行历史水旱灾害空间分布图集的绘制。

(文/图:清风学社;本次讲座新闻稿经主讲人王希教授审订)

2017年5月1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暨生态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挖掘”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出版单位的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应邀与会,就中国灾害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等级量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灾害纪年暨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的进一步修改完善提供了建议。

李钢指出,蝗灾研究是灾害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当前推进蝗灾史研究,应通过多学科交叉渗透,综合运用数理统计与GIS空间分析及可视化的技术方法,对我国历史蝗灾/蝗区分别开展“面—线—点”逐步聚焦研究,加快构建历史蝗灾序列、编绘历史蝗灾地图集、研制历史蝗灾信息系统。他分别介绍了目前蝗灾研究在空间分析及可视化、蝗灾代次序列构建、重大蝗灾事件,以及蝗虫“亲水性”、旱蝗关系、“蝗”与“蝻”的关系、蝗虫迁飞扩散特征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指出当前研究呈现出可视化与计量化、集成化与精细化、差异化与多元化的特点。他认为,进一步推进蝗灾研究,应建立和完善中国历史蝗灾记录数据库,关注蝗灾与水系的关系,开展对蝗神庙的研究,并通过物候观测、田野调查、实验分析等方法进一步实现研究的古今融通,同时积极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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