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社会问题与法律应对,维也纳体系是由于恐惧法国大革命的欧洲王朝国家建立的

2017年4月27日下午14:00,受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讲座邀请,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以“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为主题的讲座,讲座由黄兴涛教授主持,校内外学生数十人参与了讲座。

图片 1

2017年4月20日,刘后滨教授在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九讲中,作了题为《史实与史识:李唐皇室家世书写再议》的学术讲座。

图片 2

2017年4月7日至9日,“明清社会问题与法律应对”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编辑部与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合办,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承办。共收到会议论文二十余篇,以下择要做一简述。

讲座伊始,刘老师即通过许多生动的历史故事指出,讲好故事本身也是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之一,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不仅仅是要探究一个个的问题,也是要建立一种历史叙事。回到史料视界的原点,考察其叙事特征,分解其叙事结构,从而重建历史叙事,应是史学自身方法的核心。正是在这一点上,史学的主体性才得以体现。这一方法或取向,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历史编纂学。然而,如今的实证研究却不太重视传统历史的编纂特点和叙事结构。事实上,不同的历史文本和载体,其叙事倾向和应用场合都不相同,这就需要探究各种材料的书写情境和叙事特征,找到“档案中的虚构和史实”,呈现“被典范知识蒙蔽的真实世界”。重构历史叙事有三个层次,即解读文本、还原事件、探究真相。

本次讲座的核心内容是康有为对其所处国际体系的认知,以及这种认知如何影响他对于中国政治道路的主张。章永乐老师首先以康有为对1910年葡萄牙革命的回应作为引言。1910年葡萄牙革命爆发之后,澳门升起共和旗帜,康有为向时任军机大臣毓朗建议出兵占领澳门,他指出作为君主国,清政府应当协助葡萄牙君主镇压叛乱,如果葡萄牙君主复位,可以将澳门还回去,如果葡萄牙君主复位失败,则可以一直占据澳门。这一建议具有很强的19世纪“神圣同盟”色彩。由此引出了对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关系的相关讨论。

王云红《清代官犯惩治体系中的“效力赎罪”问题》一文对“效力赎罪”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地方社会治理的客观需求、官员惩治和改造的客观需要和清代皇权对司法的强大干预等因素是效力赎罪产生并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彭凯翔、林展合写论文《修订的若干量化考察》对清代律例的内容及其修订进行了若干量化考察,发现清代例条的大量增长更多是一种技术上的细密化,而非社会经济变迁引发的真正的制度变革。并指出这一现象与法律所处的制度与组织框架有关。曹雯《租界法权始末考》运用国内外资料对租界法权逐渐发展生成的过程作一考证。胡祥雨“Form
Manchu Lawto Qing Law: the Evolution of the Fugitive Law in the Qing
dynasty”梳理了逃人法在清代的发展变化过程,指出虽然前辈学者更多地强调该法对汉人的残酷,但实际上,随着旗人与其汉人奴隶之间“主奴”或“主仆”关系向“主佃”关系的转变,在清中后期,汉人法律中的某些精神原则已逐渐为统治者所接受,并在清代法律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满洲法”也逐渐完成了向“清法”的转变。

图片 3

章永乐老师接下来对维也纳体系作了一个简要的概括:维也纳体系是由于恐惧法国大革命的欧洲王朝国家建立的,其顶端是英、俄、普、奥以及被重新接纳的法国形成的“五强共治”,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大国之间的协调,避免危及王朝统治的革命。欧洲列强对内协调,对外则加快帝国主义扩张,并发明了所谓“文明的标准”话语对征服进行正当化,列强自居第一等文明国家,将中国、奥斯曼土耳其、日本等国划入第二等“半文明”国家,而大量缺乏完善国家组织的原住民部落划入第三等。

魏淑民《中国传统衙署法律文化述论——以河南及内乡县署为中心的考察》指出以“天下第一衙”内乡县署为首的衙署建筑,充分彰显了明清时期地方衙署坐北朝南、居中而治、前朝后寝、左文右武的传统礼制思想,深刻体现了传统司法亲民、教化、息讼的理想价值追求。汪雄涛《“半讼”:清代细故的告理过程与诉讼类型》指出从“争于官”的“讼”义出发,清代的细故之讼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没有完全展开,只能算作“半讼”。并进而提出这一方面意味着需要反思权威主导的纠纷解决模式,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正式传统中国的司法困境。尤陈俊《明清基层官僚体制运作的变化趋势与“健讼之风”的内在联系》一文从检视明清时期基层官员在任期长短、晋升概率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入手,剖析其对基层官府理讼效率的影响,进而发掘了这些变化趋势与衙门积案、健讼之风的内在联系。

以上是刘老师的理论关怀。接着,他开始说明自己的具体研究。他的本项研究是从陈寅恪对李唐皇室“世居赵郡”而“寄望陇西”的假说出发的。陈氏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李唐皇室的先世“或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户’,或为邻邑广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既非华盛之宗门,故渐染胡俗,名不雅驯”。李唐皇室在“关陇集团”的形成过程中,将自己的家世改成了陇西李氏。虽然陈寅恪的假说历来受到不少批评,其细节也多有可证伪之处,但是刘老师认为,陈氏的判断在总体上是难以被推翻的,至今仍是最符合历史实际和唐代官方叙事逻辑的分析。他进一步解释,陈氏的这一假说,其背后有一整套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对国族命运、文化传承的大关怀。

章永乐老师认为,康有为是晚清民初中国知识分子中理解维也纳体系的先驱者之一。他以“三世说”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既体现出了对这一霸权体系的否定,但也体现出了对这一霸权体系的诸多主流观念的内化。以郭嵩焘为代表,晚清不少士大夫对维也纳体系中的文明等级论与内外观有所认识。康有为则提出更为整全的理论体系,将公羊学的内外观与维也纳体系下的文明等级论与内外观结合起来,《大同书》即为一个典范。康有为1913年发表《大同书》部分内容,可以集中体现他在二十世纪初对国际体系的思考。根据康有为的分析,人类破除国界,主要有两大动力:第一是大国吞并小国,第二是民权进步。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可建立国家保留主权的联盟;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则是区域一体化的关键时段,可以从召集“公会议”走向建设“公政府”,康有为的探讨在此大量参考了欧洲19世纪的政治经验,尤其是普鲁士统一德国的经验,并将德国的联邦制视为优于中国“三代”经验的区域一体化利器。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区域霸权整合为全球“公政府”。章永乐强调,康有为对“升平世的探讨,对于维也纳体系的政治经验吸纳甚多,同时也预测德国将成为维也纳体系的终结者。

步德茂《由“犯罪存留养亲”条例看十八世纪清朝刑事司法系统的危机》一文认为十八世纪的清朝随着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与空前频繁的暴力犯罪,刑事司法系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也存在着立法的转向。而“犯罪存留养亲”条例的修订则很好地反映了以上问题,它不仅象征着清廷在社会、经济、政治、行政、司法等问题上的法律应对,也体现了清朝刑事司法系统中政策威慑与宽仁思潮之间的张力。梁仁志《社会舆论与清代诉讼——以张良璧采阴案为中心的考察》一文,探讨了嘉庆年间徽州府张良璧采阴案的前因后果,提醒人们注意该案的真实性及清人法律实践的复杂性。张小也《外部效应内部化:明清社会矛盾及解决机制的历史脉络》一文考察了宋元以来坟山争讼中的复杂情况,认为清代民事纠纷的“复杂性”和司法审判的“灵活性”反映了中国传统法理的特点和形成过程,其中涉及的权利观念、纠纷起因及解决办法等内容,既是法律的历史,也是社会的历史。因此,可以通过社会史研究理解法律的变化,也可以通过法律史研究观察社会变迁。刘文鹏、王科杰《庄有恭案与清代捐赈》一文考察了庄有恭案中以乾隆为代表的官方与以袁枚为代表的民间对案情的不同处理,以及在捐赈问题上的复杂互动,进而指出此案为我们不拘于以往形容士绅“踊跃捐赈”的官方话语体系提供了鲜活的案例。毛立平《清代女性自杀案件的司法审理与性别隐喻》一文以南部县和巴县衙门档案史料为基础,着重学界关注较少的考察节烈行为之外的女性自杀问题,从法律角度探讨此类自杀行为的司法关注和处理程序与节烈性自杀的不同之处,并从性别的角度考察非美德性自杀行为的成因及其对于女性本身的影响。柳岳武《清代蒙古草原“内地商民”间鸡奸问题研究》,利用刑科题本等档案,探讨了该问题的发生原因、表现类型,官府对策及影响。

接下来,刘老师通过分析两《唐书》和诸多宗室墓志材料,发现除了《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和两《唐书·高祖纪》追述了十六国时期西凉国君李暠及更久远的虚构祖先外,两《唐书·宗室传》及所有宗室成员的墓志都只将系谱追述到太祖李虎。李虎在仕历中从赵郡公改封陇西公,正是李氏家族将郡望改造为陇西之始。李虎之父祖李天赐、李熙葬于赵郡象城县,且李唐皇室在唐初曾下诏修建祖坟。这说明,李氏源出赵郡在当时是很普及的地方知识,但在家世书写中却被忽略。这种“强调郡望”而“淡化祖籍”的家世书写,也符合陈氏假说的逻辑。

接下来,章老师介绍了康有为在1895-1900年的国际事务思考,他称之为康有为的“纵横家”时刻。针对甲午战争以来的国际形势变迁,康有为提出了一系列外交观点,试图运用“均势”原理打破列强瓜分中国的大国协调。他曾提出联日、联英、联美,甚至建立“中日美英四国合邦”,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则在日本作“秦庭之哭”。章老师重点介绍了1900年康有为试图促成自立军、地方督抚、八国联军组建同盟反对慈禧太后与义和团,在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他担心列强可能会像瓜分波兰那样瓜分中国,致信李鸿章,建议在列强达成协调一致之前分别签订合约,如果失败,则可以抛出东北,供列强争夺。康有为的“纵横”之思受到春秋战国历史经验的很大影响,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基本失败。

董建中《雍正朝除贱为良源起补正》一文利用新注意到的材料考证出“乐户除籍”之议源于年羹尧,并对以往学者关于此问题的认识与评价进行了反思,指出探讨历史的问题及其应对,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已经知道或大致知道所研究问题的结果,会不自觉地从中反推人们应对时的最初动机,常常忽略掉了其中的偶然因素,或夸大或贬低个人的意志,往往不能得其真实。吴佩林《拦留:所见清季地方社会中的纠纷解决——以33份“拦留”契约文书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认为“拦留”是清季地方社会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是清代社会低成本治理的重要表征。尽管“拦留”之后诉讼仍有可能发生,但其于清代地方社会秩序的作用仍不容低估。邓庆平《“一地两养”:清初直隶旗地圈补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动》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将清初的旗地圈补置于明清卫所制度变革的讨论框架内,并对由此引发的州卫纠纷和地方社会的结构性调整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梁敏玲《直省八旗与地方社会》一文通过广州的特殊个案,细致考察了驻防早期藩王旧部的构成与“出旗为民”政策造成的旗民关系复杂性,梳理了保甲的编排与旗民理事同知的设置,并分析了满洲、汉军旗人在土着化过程中呈现的不同样态。袁飞《浅析清嘉庆朝漕运中的暴力和结社问题》以漕运中的暴力事件和结社问题为研究主题,从治理的角度审视了嘉庆王朝漕运治理的努力,从而管窥其中制度变迁的成败与无奈。

最后,刘老师又分析了“连华帝籍”和“幸称皇枝”的现象。由于李唐皇室强调自己的陇西郡望,而官修私修史书中也都强化这一点,因而很多非高门出身的李氏开始出现攀附皇室的历史书写。刘老师举出许多李氏墓志中将郡望改成“陇西”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夸饰郡望的风气带来的结果就是,郡望成了可以任意攀附的招牌,也就是失去了它标志社会地位的特殊意义。李唐皇室原本想要抬高以皇室为中心的新贵家族社会地位,构建新门阀体系而打击旧门阀,但是在旧门阀衰落下去的时候,皇室的“陇西郡望”也成了无意义的标签。李唐宗室入宋后,已不再称郡望陇西,而是直接自称“长安人”了。李唐皇室的家世书写也就走出了门阀窠臼。

在下一个部分,章老师从康有为的海外游记切入,探讨其对维也纳体系走向的思考。康有为将德国视为有可能终结维也纳体系、统一欧洲的新霸权,其治法因此尤其值得中国参考。康有为探讨了日耳曼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诸如路德、康德、俾斯麦;探讨了德国的物质成功,由此引发了“物质救国论”以及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德国的政治制度,核心特征是强君权的君主立宪制,具有强烈中央集权倾向的联邦制。这些观察实际上存在着重大局限:康有为对德皇威廉二世的认知有许多想象的成分,对德国宪制的认识也未能充分考虑其地缘政治环境所带来的特殊挑战。他对迅速崛起的德国的观察,深刻影响到他对其他列强的看法。与德国相比,老霸权英国相形见绌,法国更是一片灰暗,美国虽强,其治法过于特殊,缺乏可推广性。基于对德国实力的估计,在一战中,康有为甚至反对中国对德宣战。但事态发展超出他的预期,一战中德国败北。1919年,康有为对德国的失败进行了解释:欧洲到了“升平世”,各国应当“内诸夏而外夷狄”,而德国却采用了“据乱世”的做法,对同为文明国家的欧洲其它各国开战。在这里,章老师提出了自己对康有为这一主张的异议:《大同书》将德式联邦制视为区域一体化的利器,而这一联邦制本来就是以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为基础得以建立的,按照这一逻辑,如果德国以俾斯麦式的“铁血政策”统一欧洲,对康有为来说,本来也不是问题。因此,在一战结束之后,康有为悄悄修正了自己的解释。

陈先松《从财政史视角再析海防塞防之争》一文从财政史视角对海防塞防之争进行了阐析,认为清廷中枢始则二者并重,继则偏重塞防。并认为清廷中枢的态度转变一方面使西政军饷处于优先地位,另一方面则对海防经费的筹解产生了负面影响。林百合“Marriage
Registrationfrom the Civil Law Point of
View”以清季国家强化权力为起点,考察了民国初年实行的婚姻登记措施及影响。而林航“Printing
andBook Culture in Ming-Qing China: Rethink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withEuropean
Comparisons”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将明清印刷和书籍与同时期欧洲的情况相比较,集中论述了二者之间印刷技术差异、语言文字演变等显着异同,并认为这些异同不仅决定了两者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也对书史之外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层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余清良《明清“商税”概念辨析》
一文,对于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的“商税”给出了广义、中义和狭义三个层次的定义,认为辨清这一基本根念,对于深化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陈兆肆《“游惰”之辈:清代窃盗犯罪成因的论析》一文结合清人的论述及“游惰”二字对清代窃盗犯罪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盗窃原因有主观上之贫穷,时空之诱导,脱离社会管控等等不一而足,而清人眼中“游”指居无定所,“惰”指主观上的懒惰,“游惰”二字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盗窃成因的复杂性。

刘老师在讲座中旁征博引、风趣幽默,最后讲座在掌声中结束。

章老师同时以康有为的德国论述为参照,解读了康有为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论述。对奥匈帝国的论述体现出康有为对于多民族大国如何整合的思考;而土耳其更是其思考中国问题的镜像。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对这两个国家的关注重点,实际上还有一些微妙的差异。

会议论文既有个案的细节探讨,又有问题的长时段考察;既有新领域的拓展,又有老问题的再考;既有新史料的发掘,又有新时代下大数据的运用。这次会议以青年学者为主,会议讨论热烈,取得了积极效果。

由此,章老师触及到康有为的国际体系解读与国内宪制主张之间的核心关联。康有为为何坚持中国在现阶段只能行君主立宪?章老师指出,维也纳体系的政治经验对他有巨大的影响。维也纳体系由王朝国家建立,其旨趣也在于防止大规模的共和革命。辛亥革命爆发之时,欧洲只有瑞士、法国与迷你小国圣马力诺算得上共和国,其余都是君主国,19世纪新独立的欧洲国家采用的都是君主制,而且往往从国外迎立君主(因此在康有为看来,即便是汉民族主义者亦不妨以满人皇帝为“客帝”,因其符合欧洲惯例);美洲虽以共和国居多,但在国际舞台上缺乏影响力。而康有为眼中即将取代英国霸权、终结维也纳体系的德国,仍然是一个君主国。因此,康有为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论证,君主国代表着国际上的主流,共和则是对主流的背离。

章老师针对学术界关于康有为晚年主张“虚君共和”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康的“虚君共和论”只是一种话语策略变化,不是实质观点变化,将英式君主立宪制包装成为“虚君共和”,只是为了在共和话语占优势的背景下“借壳上市”。康有为在1923年的西安系列演讲中提出了“不能共则不能和”。康有为从自己的政治思考中提炼出了“通、公、同”三个字,认为“大同”尚且遥远,因此探“共和”之“共”,重点在于“通”与“公”。共和之关键,在于建构“共”,康有为在此将重点放在铁路、电报、银行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就是加强国家基础能力建设。如果缺乏“共”,“共和”也必然难以达到“和”。但正因为中国当下恰恰缺乏“共”,所以共和不可行。康有为认为世袭君主促进政治整合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第一是对具体身体的效忠,第二是对荣典的运用,他的分析与Walter
Bagehot等维也纳体系下的君主立宪辩护者的分析颇多相似之处。最后,康有为低估民初汉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度,坚持溥仪是理想的君主人选。章老师指出,康有为对于民国政治的批判不乏深刻之处,但在军阀割据愈演愈烈的局面下,重建君主制意味着剧烈改变现状,很容易遭到军阀“群起而攻之”,更何况知识界的意识形态格局也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君主制的感召力日益衰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出现一系列共和国,君主国不再是压倒性的主流,俄国十月革命更是对一系列维也纳体系遗产的激烈否定。康有为一度寄望于巴黎和会与国际联盟主持公道,但很快梦想破灭。苏俄的崛起以及中国国民革命的展开,则让康有为陷入深深的恐惧。康有为曾预测德国将战胜英国,终结维也纳体系,但事实上,对维也纳体系冲击更大的国家,恰恰不是德国,而是康有为因担心“后党”抓捕而未能踏足、因而也未深入了解的俄国。康有为在维也纳体系崩溃之后的惶惑,恰恰说明他对于维也纳体系的认识本身就具有片面性。他看到维也纳体系下列强的“万国竞争”,并希望中国学习新兴霸权的治国之道,但不重视维也纳体系下的工人阶级运动以及弱小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因而也无法想象在帝国主义薄弱链条爆发革命,改变世界体系的可能性。

最后,章永乐老师总结道,今人对康有为的认识,实际上受到了一战之后的新国际体系的深刻影响,比如认为共和制才是国际主流,康有为是偏离了这一主流。但在一战之前的国际体系中,君主制确实更占优势。思想史的研究者需要将思想家放到更为准确的历史语境中去进行考察,但同时,也需要展现与解释他们面对国际体系剧变时的思想困境,这关系到今人对于他们的思想遗产的估值。

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与章老师就国际关系秩序中的俄罗斯、康有为海外投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章永乐老师的讲座从政治学与法学的理论关怀切入历史研究,给听众带来了很大启发。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