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社会调查数据库建设,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2016年3月27日上午9时,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黄兴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末民国社会调查数据库建设”开题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福建教育出版社、上海精灵天下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中央民族大学、山西大学等单位的近30位专家学者以及课题组成员出席了会议。

3月24日下午,历史学院本学期“史学前沿”课程举行第五场学术讲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王续添教授应邀作题为“1912和1949:现代中国两次国家建构中单一制选择之比较”的学术报告。

3月17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韩建业老师在公教二楼作了题为“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报告。本次讲座是本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的第四讲。

图片 1

王续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政治等方面的研究,致力于政治学与历史学研究的有机结合。他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重要和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从传统中国转型为现代国家,故而中国现代国家的产生、演进与制度变迁非常值得政治学、历史学领域学者进行深入研究。他指出,1912年和1949年两次现代国家建构虽然都选择了单一制,但也存在诸多差异,其中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启迪研究者思考现代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相关政治学问题。

图片 2

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代理所长朱浒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北京师范大学朱汉国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封越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金以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志英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金铮教授以及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研究所龙登高教授等着名学者应邀与会,并给予课题计划以指导性评议。

图片 3

韩建业教授多年从事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考古学研究,致力于对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谱系、聚落形态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行全面综合地研究,本次讲座即是他基于长期的考古发掘和大量考古资料,对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进行的系统梳理与阐释。他指出,早在1986年,严文明先生就曾指出,中国史前文化存在着“重瓣花朵式”的格局。这一观点与费孝通先生后来提出的“多元一体”说非常相似,与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则有较大区别。此后,张光直先生则提出在公元前4000年前即已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上述学者的观点虽存在差异,但其大体上都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中国基本格局的雏形。而贝格利则认为,即使到商代晚期,也不存在后世中国基本格局的雏形,许宏、艾兰等学者则认为“早期中国”应形成于夏商时期。学界有关此类问题的争鸣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商代晚期以前究竟有没有文化意义上连续发展的“早期中国”,如果有,那么其有着怎样的文化格局、特质和发展历程呢?韩建业强调,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梳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古史辨派的疑古学说、中国文化西来说等学说,回应有关“永恒中国”、历史虚无主义等问题的争论。

图片 4

首先,王续添详细梳理了1912年和1949年两次国家建构的曲折进程。他认为,武昌起义后,面对“既想促成统一,又想保留部分地方自主性”的国内形势,孙中山、地方实力派和彼时法律文件的起草者都不同程度地受美国联邦制的影响,把共和政体和联邦制划等号,作为新国家构建的制度样板和选项。但是,辛亥举事事出仓促,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参差,既缺乏相互协调,又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由江苏、沪军、湖北三方代表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仅用一天时间便起草完成,其内容仅为中央政权架构的粗线条设计,对新国家结构形式的制度选择并不明确,但其中关于国家元首和最高立法机关的产生方式的规定能体现出联邦制的精神。次年三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制度选择实现了明显模仿美国联邦制到模糊选择单一制的转变,但仍保留了一些联邦制的痕迹。王续添强调,《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并非“对人立法”。在以北洋派和国民党两种势力为主的政治生态之下构建新国家,统一问题无疑是考虑的重点,而想达到统一,单一制是更为有效的制度选择。而以当时国人的理解,美国=联邦制=总统制、法国=单一制=内阁制等这样简单的串联和划等号也是很正常的。此后,在袁世凯主导下,《天坛宪草》和《中华民国约法》先后颁布,表明国家结构制度的选择完全转向单一制。但这种单一制是变形了的传统单一制,即袁世凯实现其一人拥有国家主权的单一制。这种情况显示了彼时制度选择的不定型。在实践中,当时中央与地方关系各方面都出现因制度规范不清、权力关系混乱而造成的矛盾冲突,尤以财政、军政和人事等方面为甚。

韩建业指出,此项研究所说的“早期中国”,是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简称。他认为,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分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文化共同体就是早期中国文化圈。随后,他详细梳理了“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他指出,在旧石器时代,中国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就具有连续性、多样性和统一性共存的特点。约公元前9000年,新石器文化拓展至中国中东部地区并形成五大文化区或五大文化系统,这五个系统虽然存在差异,但其具有统一性。这些地区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农业、最早的陶器和最早的磨制石器,奠定了中国此后成为世界最大最稳定的农业地区和最发达的陶器制造大国的基础,使中国文明逐渐具有了质朴稳健、稳定内敛,重视传统、强调整体性思维的特质。

洪大用副校长在致辞中表示,“清末民国社会调查数据库建设”课题意义重大,它涉及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不仅有助于拓展有用史料、促进计量史学的发展,还将有益于推动跨学科、跨学校的交流与合作,故大有可为,学校将不遗余力地支持类似的富有前瞻性、基础性的重大项目建设。

1949年的国家建构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完成的。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时期就接受了列宁及联共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尤其是“民族自决”和“民族联合”理念,也包括苏联的联邦制。当然,中共的构想在当时并没有实施机会,但其中一些问题也值得注意。一是中共对联邦制的设想只限于中国版图上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不涉及汉族地区;二是中共主张实行联邦制的动因之一是出于现实斗争需要;三是中共曾有过“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两种表述,但与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仍有质的区别。这些因素都影响到了中共日后主导国家建构时的制度选择。1948年,中共发表“五一号召”,建国问题被提上日程。而苏共和苏联民族联邦制的理念、原则和制度事实对中共的影响则导致中共《共同纲领》的起草一直面临着民主集中单一制和民族联邦制的选择困境。1949年8月22日,周恩来将《草案初稿》送毛泽东审阅,该稿仍有“组成中华各民族联邦”的提法,表明时人并未意识到民主集中单一制与民族联邦制在实质上的不协调、不匹配,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在新国家构建的认知上还存在模糊的地方。此后,在毛泽东的修改下,新国家结构形式设计取消了民族联邦制,统一于一种新型的单一制——民主集中单一制。换言之,就是在单一制的框架下,以民族区域自治制解决新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而从日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际运行看,这种单一制的特征也十分明显。因此,总体来看,在1949年国家建构中,虽然其主导者深受苏联联邦制的影响,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单一制。

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是早期中国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各个文化系统形成初具圈层结构或者“重瓣花朵式”结构的“早期中国文化圈”。这主要表现在,形成了互补型的南稻北麦二元农业体系,出现了丰富的陶器和讲究的器用生活,形成了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世俗化信仰体系、多层次的整体性思维方式。社会处于比较平等的状态,神职人员的地位开始凸显。进入公元前5000年,雏形的早期中国继续发展,中原的核心地位不及以前,但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农业在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地位日益重要,玉文化传统正式形成,各文化系统在强调集体利益和公共秩序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在经历长期发展后,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正式形成。这一时期,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成相对的文化共同体,形成中原模式、北方模式、东方模式三个文化系统。这个文化共同体与商代政治地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在地理还是文化上,都为夏商乃至于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的正式形成。此时两大农业体系走向成熟,陶器、玉器、漆器和丝织品等“中国”特色器物繁荣发达,彩陶盛行。

报告阶段,主持人黄兴涛教授从该项目的学术追求、框架结构、研究方法、数据库设计的重难点以及预期目标等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项目目前的工作方案。随后,子课题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夏明方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报刊部主任付小爱馆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陈志武教授等,依次报告了各自的任务分工、前期准备和研究计划。上海精灵天下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勍先生,从技术层面对数据库的设计方案进行了详细的报告和演示。福建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汤源生先生,则提供了已经出版的有关本课题的数千万字的电子文献。

随后,王续添从制度选择的背景和条件、主体和主导力量、单一制的具体内涵、选择的过程和结果等方面对上述两次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作了比较。他认为,两次国家建构都以一个现代大国作为参照系,都是在经历暴力革命、面临国家重建任务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1912年政治分散化倾向严重,而1949年政治高度整合,统一成为最高政治原则和目标。1912年的国家建构主导力量多元,且转换频繁、孱弱分散,缺乏应有的人民性,地方主义某种意义上催生了联邦制的制度选择。而到1949年,主导力量威望崇高、力量强大,就参与主体而言也体现了充分的人民性。同时,两次制度选择中联邦制和单一制的内涵也有不同。就联邦制而言,前者是一种普遍的、一般的联邦制思想,用于解决整个新国家构建的制度设计;后者是一种特殊的联邦制思想,主要用于解决少数族群在新国家构建中政治地位。就单一制而言,1912年的单一制选择,主要是对现代单一制的一般形式的选择,后来则是对传统单一制的某种变相复归;1949年的单一制选择,是现代单一制的一种特殊形式,借鉴了民族联邦制的某些精神,形成了旨在解决国内少数族群自治权的制度设计,总体上是一种以中共的民主集中制为基本内核的现代单一制——民主集中单一制。此外,1912年的制度选择过程曲折,对很多问题准备不足、决策匆忙,其“以地方建中央”的形式则更类似于联邦制国家的创建过程;1949年的单一制国家建构则有充分准备,形成了明确和定型的制度。总之,如果说1912年是带着美国联邦制色彩却被传统单一制变相复归,那么1949年则是在全民族大团结的氛围中,在苏联与苏共影响下,从当然的民族联邦观念到民主集中单一制的理性选择。其中交织着党政关系的建构,将执政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运用到新国家政权构建中,终使单一制成为不二的选择。

约公元前3500—前1800年,“早期中国”进入“古国时代”。中原核心区影响力减弱,周围文化沿着不同方向发展,而中原文化也借此吸收更多周围文化因素。此前形成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继续发展,由于周围文化向更外缘的大幅度扩展,早期中国的范围也得到更大扩展。粟作农业、稻作农业范围均有扩张,玉器异常发达,三个文化系统各自特征更加凸显,而社会分化、家族凸显、男权军权凸显等趋势则基本一致。另外,中西文化交流的趋势也比较明显,主要体现在“彩陶之路”南道和北道,为中国文化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公元前2500年,历史发展进入铜石并用阶段,龙山时代到来。中原文化的整合功能再度加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进一步发展,大致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不同层次的文化圈。公元前1800—前1300年,早期中国进入“王国时代”,在二里头—二里冈文化的强势影响下,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东部社会进入成熟文明社会阶段,三大文化系统经过长期融合形成新形势下的“中原模式”,而新疆等边缘地带则形成有别于此的“西方模式”。

在听取项目组报告之后,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本课题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和研究计划的切实可行,认为该课题的设计兼具文献资料的集成性、学术交流的公共性和服务功能的多样性等诸多特色,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清末民国社会调查学的研究及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的信息化进程。正如清华大学教授龙登高教授所言:“这个工程是基础性数据库,是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工作,对历史学的科学化将起到具体推动作用,并为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搭建一个很好的平台。”尽管项目经费有限,但因为已有李文海、夏明方和黄兴涛教授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作为基础,前期准备可说较为充分,且团队力量整齐、组合分工也较为合理,在项目组成员的同心协力下,相信能够高质量完成这一建设性基础项目。

王续添教授最后强调,政治学与历史学研究的有机结合和充分对话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对相关领域和问题的研究,但要注意在此过程中出现“两张皮”的情况。任何理论都是对事实的某种简化,因而也都具有相对性,必须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他勉励在座同学对大量一手资料进行认真收集、爬梳和分析,从而细致审视和深入思考相关理论问题,做到福山所说的“从事实推论出理论,而不是相反”。

图片 5

各位评审专家还针对调查资料的选取范围、数据录入、数据库的结构设计及资源共享等等问题,提出了若干具体的指导意见。如希望数据库的检索界面和分类能真正有效地方便研究者和利用者;应尽量避免重复性工作,但同时又要尽可能保证其全面和权威性;在多维分类表的调查内容中,当增加“调查理论与方法”一类,等等。此外,多数专家还认为该课题内容丰富、目标远大,但经费有限,应当争取后续经费的支持,以加大其中一些小专题数据库建设的数量,从而满足多学科量化统计的广泛需要和相关交叉研究的深入开展。

通过以上的详细梳理,韩建业指出,商代晚期以前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根植于旧石器时代,萌芽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于庙底沟时代,经历了古国、王国等发展阶段,其以农为本、稳定内敛、整体思维、祖先崇拜等特质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早期中国具有有主体、有中心、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连续发展历程。这些特质的形成,与中国相对独立、广大多样,以两大河流域为主体,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地理环境有莫大关系;而其起源、发展过程,也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他强调,早期中国对后世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成为商周、秦汉王朝,乃至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影响到“朝贡体系”的建立和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其曲折的连续发展历程奠定了此后中国文化上联系发展、政治上长期维护和向往统一的基础。早期中国的文化特质,也为儒家、道家等学派的重要思想提供了资源,并绵延至今。他最后强调,回顾早期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给当前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一些启示。他认为,中国今后依然要坚持文化的多元一体,坚持文化强国战略,在国际上坚持多元文化互相尊重、和平共处,以基于传统、兼容并蓄的优秀传统文化引导中国健康发展。

图片 6

讲座结束后,韩建业教授就考古学、历史学领域热点问题回答了在场同学的提问。

黄兴涛、夏明方教授等课题组成员回答了专家们的提问,并对各位评审专家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做出积极回应。

当日下午2:00-4:00,课题组全体成员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会议室召开了项目组讨论会,在黄兴涛教授的主持下,夏明方、曹新宇、伍婷婷、林展、陈鹏、韩祥等课题组成员针对上午评审专家的意见,深入讨论了数据库设计中的属性表及多维分类表,并对原有计划做出了相应调整,同时对课题组的工作进度及子课题的成员分工又做了安排,还具体部署了近期的有关工作。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