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战国时代秦国的宣太后,如何进一步通过对画作的解读来看当时俄国画家的中国观

3月15日上午,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Н.А.萨莫伊洛夫教授到访清史研究所,作了题为“18—19世纪俄国画家作品中的中国”的学术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清史研究所张永江教授等清史所师生参加讲座。讲座由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孙喆教授主持。

3月10日下午2时,历史学院包伟民教授向学院广大同学作了题为“学术失范典型案例:从‘专业市镇’到‘十大商帮’”的学术报告。这次讲座是本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的第三讲。

2016年3月3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教授做客史学前沿讲座第二讲,作了题为“秦史的宣太后时代”的学术讲座。作为电视剧《芈月传》的历史顾问,王子今教授亲自讲述“芈月”的历史,吸引了很多校内外学生前来倾听,现场座无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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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莫伊洛夫指出,俄国关于培养画家来华的动议始于1825年。1830年,俄国画家А.М.Легошов首次随俄国传教团来到中国,并创作各类主题画作四十余幅,其中既有展现彼时贵族生活的画作,也有描绘普通群众生活的作品。此后,又先后有三位画家随传教团来到中国,他们在北京研究中国画的技法、用墨和颜料,推广俄国画的技巧和方法,促进了中俄之间的文化交流。讲座中,萨莫伊洛夫向在座师生展示了大量当时俄国画家创作的有关中国的画作。他强调,这些画作使我们直观看到当时北京各色人等的生活状况,也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民族学资料。他引用中国学者陈开科的观点,认为正是在中俄社会文化互动不断开展的背景下,19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对俄国人的态度日渐友好,出现“民间外交”的氛围。除了传教团随团画家,一些俄国画家在中俄边境地区创作了大量反映买卖城贸易和日常生活的作品。萨莫伊洛夫同时指出,当时俄国画家创作的中国题材的作品并未能完整保存下来,很多画作散佚无踪,十分遗憾,仍需要研究者继续寻找。他也真诚欢迎中国同行能为寻找有关画作提供线索。、

包伟民首先指出,在科学哲学中,“范式”泛指一种理论体系。在史学理论中,“范式”指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典型案例。范式的归纳,对于特定史学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范式的强化,有时不免带来矫枉过正的弊病,导致学术失范,如学界对“专业市镇”与“十大商帮”概念的提出、使用与延伸即属此例。

王子今首先简介了“芈月”的历史原型,即战国时代秦国的宣太后,是中国古史上的第一位具有“太后”称谓之人,并肯定了其对秦国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接着,他将视野拉回到战国时代的历史背景中。他十分赞同《战国史》的着者杨宽先生的看法,认为那是中国历史关键性的重大变革和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战乱频繁,动荡激烈,社会也随之积极变革,思想与文化不断创新进步,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其中“士”的活跃推动了思想的传播,使得高层次的智慧运用于军事政治实践,从而导致一些国家越发强大,更相吞灭,使历史进程逐渐趋于统一。在如此的历史舞台上,自然会争相涌现诸多英雄人物,秦国的宣太后正是其中的一位女性英雄。王子今认为,在数十年的秦史记录中,宣太后以她的智慧和勇力进行政治经营、军事谋划和外交设计,取得了诸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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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梳理了“专业市镇”一词从衍生到被接受,再到确立范式的学术史。1964年,傅衣凌先生《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不仅第一次完整提出“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等问题,为明清市镇经济研究提供了必要文本范式,还提出了“专业市镇”的基本概念,为相关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指导。此后,随着江南市镇经济研究步入繁盛,“专业市镇”为更多的学者所接受,其概念与意义被不断强化,并最终确立为一种学术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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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黄兴涛教授、张永江教授、阚红柳副教授、刘贤副教授、叶柏川副教授、胡恒副教授和清史所多名同学与萨莫伊洛夫教授进行了热烈讨论。讨论中,大家就当时俄国画家的作品是否还有关于中国其它地区和民俗风情的题材,俄国画家的创作是否受到同一时期欧洲在华宫廷画师的影响、是否受到当时中国同行的影响,彼时俄国社会和普通民众对“中国”和“中国人”如何认知,18世纪的“中国热”是否在俄国画家画风转变中产生影响,如何进一步通过对画作的解读来看当时俄国画家的中国观,俄国文学家在中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何种作用等问题向萨莫伊洛夫提问。萨莫伊洛夫认真回答了与会师生的提问,并表示对于其中的很多问题要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也欢迎中国同行今后与他就此类问题展开进一步对话和交流。

以乌青镇为例,包伟民指出,学术界对明清以来江南农村经济专业化趋势的描述存在脱离实际的现象,“专业市镇”这一学术范式的科学性有失客观。学术界普遍认为乌青镇是发展蚕桑业的代表性市镇,而考诸传世文献中的记录,一些文本被文学描写过度渲染,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考察乌青镇周边农业的经济结构,一些学者的研究则忽视了其多样化倾向,有失实之处。包伟民认为,蚕桑业是乌青镇地区农村经济中在粮食作物之外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但远非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由此规定市镇经济的“专业性”,未免有夸大之嫌。“专业市镇”的学术范式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江南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有特色的内容,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而范式强化带来的反作用则导致矫枉过正的弊病。这提醒研究者应力求客观、全面,避免以偏概全,人云亦云。

随后,王子今回顾了宣太后的生平经历。宣太后系秦昭襄王之母芈氏,秦楚“结好”时,由楚国出嫁至秦国。昭襄王在位初期年龄尚幼,宣太后及其弟弟魏冉主持秦国政治。两人强势组合,威震秦国,将秦史带入了新时代。王子今强调,宣太后取得成就的基本历史条件是商鞅变法的成功。宣太后主持秦国国政期间,维持了商鞅之法的权威,使秦国继续强大。如《韩非子·问辩》所言:“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法制秩序的稳定,即秦法中商鞅所确定制度的执行连续性,为社会的进步及宣太后乃至秦昭襄王兼并事业的成功提供了重要保证。宣太后主政时期,秦史频见军事告捷与政治成功。军事上,秦国对魏、韩、楚、齐多次发动主动攻击,并取得西南蜀地以及楚国首都郢,军事天才白起也是在宣太后时代出现并得到识拔的。政治外交上“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使秦国大致控制了西北,稳定了后方。宣太后稳定西北,对秦国的功绩是很大的,它创造了秦国上层执政集团跨多纬度的空间控制,实现了对游牧区、农牧并作区、粟作区、麦作区以及稻作区兼行管理,这是后来对统一王朝不同生态区和经济区实施全面行政领导的前期演习。而当时的东方六国,没有一个国家具备从事这种政治实践的条件。

孙喆教授在讲座结束时对萨莫伊洛夫教授的到访和精彩讲座表示感谢,并祝愿他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取得更丰硕的成果,也欢迎他向清史研究所惠赐大作。她代表清史研究所向萨莫伊洛夫教授赠送了《清史研究》、《清史研究国际通讯》等刊物和何瑜教授、阚红柳副教授主编的“三山五园”丛书。萨莫伊洛夫对此表示感谢,并表达了他对清史研究所的良好祝愿。最后,萨莫伊洛夫教授与与会师生合影留念。

“十大商帮”概念的流行反映了学术失范的另一情形。1958年,傅衣凌先生发表《明代浙江龙游商人零拾——明清商业经济史札记之二》一文,集中讨论了明代浙江龙游地区民众“喜商贾”的现象,认为这是当时社会商品经济普遍发展的一种体现。此后,伴随八十年代经济史研究大热,龙游商人进入研究者的考察范围,学者依此提出“龙游商帮”的概念。后继学人继续关注明代龙游地区,在论证资料基本未超出傅先生研究水平的前提下,将研究结论一步步地向前推进,认为“龙游商帮”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联结了衢州府以及浙西一带从商的人员而形成的一个商人资本集团”,在全国珠宝与纸书等行业中占据重要的、甚至垄断的地位。包伟民指出,傅衣凌先生将龙游商人视为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普遍性现象的一个典型案例,后继学者颇为看重这一论点,并借此发展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商帮”之说。而考索史料,一些研究者忽视前人研究,在论证资料尚不充足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扩充这一学术范式,使得“十大商帮”等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经济文化等领域,而这实则是未经认真论证而盲目构建的虚假概念。以此为实例,包伟民教授指出,所谓“龙游商帮”与史实不符,借用学术范式构建的虚假概念节节拔高,不可不说是学者学术质疑精神的缺失,尤为值得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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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当政不符合男权社会的传统,那么建立如此功绩的宣太后最终结局如何呢?这是一个历史疑案。王子今引用许多史家着述尤其宋人的笔记对此事进行评价。如朱熹说“史家多言秦废太后,逐穰侯,《经世》书只言秦夺宣太后权,伯恭极取之,盖实不曾废。”这是对邵雍《皇极经世》中记述的赞许。他认为,从“秦夺宣太后权”而“实不曾废”可以看出,宣太后与秦昭襄王的权力交递,大概并未曾出现激烈形式。宣太后被“罢权”或“夺权”的次年,即走到人生终点。看来宣太后交出国家最高权力时,很可能执政能力已经因年龄和健康出现了问题。洪迈曾指责宣太后时代参与秦国最高行政决策的魏冉在政治道德方面的罪过,然而这种指责,实际上是对宣太后的批判,他指出秦国“太后自治事,任冉为政”的时代,比较灵活,比较实际,不受东方文化“义”、“信”道德准则制约的策略方式,是致使“秦益强大”的重要因素但这何尝不是对宣太后的另一种赞赏呢?

最后,包伟民教授强调,对于“专业市镇”与“十大商帮”两个学术失范典型案例的考察,带给我们两方面的启发。首先,在史学方法论方面,范式过度化导致研究中预设理念的影响过深,使得研究者失去了应有的求真和质疑精神。历史研究基于还原历史、复原史实,更详实、更精确的史实复原是史学进步的动力。其次,独立思辨能力对于史学研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要避免亦步亦趋、盲从盲信,客观、全面、理性的分析需要建立在批评和质疑精神基础上。他勉励广大同学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培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敢于反思学界流行的范式与成说,争取更大的学术成绩。

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而其中的“六世”分别指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六代国君。其中,昭王所在时间最长,大部分时间是宣太后当政,可见宣太后在秦国发展的历史地位,她直接促成了“昭襄业帝”历史局面的形成。“使秦有帝业”的形势,主要是在“太后擅行不顾”,而“无王”的条件下生成的。当然,“昭襄业帝”的局面出现是具备了充分的广泛的历史条件的,如商鞅变法的制度保证、秦在东进时接受东方文化的积极影响以及统一的历史趋势等,但不可忽略宣太后在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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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最后,王子今对热播电视剧《芈月传》的编创谈了看法。他说,自己作为该剧的历史顾问,看过全剧剧本。他认为,导演与编剧在历史问题上是有深入考虑的,但毕竟作为电视剧呈现,难免有失实之处,可以谅解,不必苛求。他强调,“芈月”这个名字在历史上并不存在,关于她与义渠王的的“通”和“乱”,史书中确有记载,但宣太后能纵私情而不避忌对方的异族身份,又能够断然以所谓“诈而杀”或说“诱杀”的方式结束情爱对象的生命以谋取军事胜利,其性格的奇悍令人惊异,这也是其受到关注而被搬上荧幕让观众熟知的原因。就观众关注的电视剧服饰问题,王子今指出,电视剧里以鸟羽为饰的华丽服饰,在秦汉史迹中可以发现实证。比如《史记》卷七九中就有“……且夫翠、鹄、犀、象,其处势非不远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饵也”的记载,李斯在《谏逐客书》中也说,“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这都表明秦汉时代的人们用羽毛作为装饰,而出土的秦简上更有诸多捕“羽”的描述。

讲座结束时,王子今教授以顾颉刚先生在北大读书期间酷爱看戏,最终从戏里受到启发,提出着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事例指出,好的历史剧同样包含许多学问。他勉励在座同学在娱乐中不忘细心思考,善于探求学习,争取取得一番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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