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意义,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经济观点不仅是认同私有制的

2019年4月25日,应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史学前沿”课堂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彭小瑜教授为我校师生带来了题为“世界史教材与思想史元素——几个中世纪的案例”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我院王大庆老师主持。

2019年4月18日,题为“中国现代语境中的后现代与后殖民阐释:文本与语境”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九讲如期举行,主讲人系着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雷颐研究员,清史所夏明方教授担任主持。

2019年4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如期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刘后滨教授作题为“史学综合化趋势下的唐代制度史研究”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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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讲座,刘后滨老师首先总结并反思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成果与不足,随后以唐代制度史研究为例,针对当前史学研究面临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建议。以下为讲座实录,有删减。

讲座伊始,彭老师开宗明义地指出,和中国史教学相比,世界史教学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我们的学生对教材背后的思想史背景知之甚少,缺少史学史或者说学术史、思想史的观照。而教材背后的思想史脉络,对进行历史研究和读懂以往历史学家的作品,都很重要,因为历史学家都是在特定语境中写作的。以十卷本苏联版《世界通史》与新版剑桥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为例,彭老师认为,这两本教材背后的思想史脉络其实隐藏在当下使用的更加简略的其他世界史教材背后,而苏联的世界史着作对我们建国初期的外国史研究影响尤其明显。

此次讲座,雷颐老师以“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下的阐释实践为讨论对象,分析了文本在不同语境下产生的不同结果和影响。在对“后现代”与“后殖民”概念的来源、定义作了简明扼要的疏理之后,雷老师从三个维度对上世纪90年代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传入中国后形成的“现代中国阐释”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首先是对此类阐释实践根源的思考,即其发端是殖民主义还是本土内生?雷老师指出,从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维新、辛亥、五四,近代国人对于西方文明并非只是被动模仿,而是面对现实的主动选择,是经过“消化”后已然形成的内在需要;他还以法兰克福学派主张的“单向度的人”为对比,进一步说明中国语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接着雷老师以性别研究为例,突显了
“女性主义”与“后殖民理论”在脱离中国语境的情况下所存在的内在紧张与逻辑困境。最后又以日本提出的军国主义理论、反对经济和文化殖民主义的行为为例,论述了“文本”与“事实”间相左甚至严重背离的现象,强调无视具体历史内容和时代背景的文本解读,仅仅从文本到文本,从概念到概念的阐释实践会导致严重的认知危机,提醒我们要警惕纯文本阐释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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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彭老师展开了对具体例子的分析。他分析的第一个案例就是国内欧洲史研究领域对“行会”的定位问题。他指出,当下国内的世界史教材对“行会”的批判性评价实际上沿用的是亚当·斯密的观点。这是建国后国内兴起的欧洲史研究沿袭前苏联历史教科书观点的结果。该观点在一定程度还保留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认为“行会”限制了生产规模和竞争,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此,彭老师引述了皮朗以及晚近西方中世纪史学家的观点,描绘出了一个在中世纪“行会”研究领域多层次、多面向的学术图景。彭老师提醒大家注意,“行会”实际上是一种对劳动者的保护,“行会”对技术培训和技术传承的注重,也让其成为中世纪欧洲技术进步的重要平台。皮朗以及晚近中世纪主流学界对中古西方文明持有十分乐观的态度,包括肯定行会的积极历史作用,然而目前国内教材的叙述在这方面并没有更新或者做出回应。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接下来雷颐老师讨论了中国语境下诠释的边界问题,认为“作者之死”生动彰显了后现代理论下批评者将主观能动性和想象力发挥到极致的风格,支持者认为“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而反对者也指出,尽管不否定诠释者积极、主动的作用,但诠释毕竟才是最终目的,因此阐释实践“必须受到文本的制约”。在简要介绍学术主流观点后,雷老师通过几组图片,向同学们生动展示了诠释过度在中国的案例,引起热烈反响。他表示,哪怕是主张“过度诠释”的卡勒教授也认为只有限定在“智识活动”下的诠释,“才会有趣”,任何历史解读都应该固守其应有的边界。

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一些核心议题的提出,往往依托相应的重大理论预设。这些理论提出者和最初的研究者通常是当时最杰出的学者,在他们的学术影响力辐射下,话题一经提出,普遍会受到较长时间的关注和追踪,相关研究渐趋深入细化。然而,随着理论环境的转移,这些研究日益脱离议题提出之际的理论语境开始流于具体化、形式化,缺乏方向性,最终陷入同质性的重复。

见微知着,从“行会”这一细小问题出发,彭老师接着对学界另一重要话题——基督教与资本主义是否兼容——展开了探讨。彭老师提到,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经济观点不仅是认同私有制的,同时还强调财富的公共属性,即私有财产的公共性质意味着富人有义务与穷人“分享”其财产。这样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冲击,但是还保留其影响。以乔托讲述圣方济各故事的两幅绘画为例,彭老师指出,基督教的清贫理想并不是崇尚贫困和物资匮乏,而是认同一种中世纪版本的“福利资本主义”,强调财富的社会性和公益性。中世纪基督教并不排斥商业和市场,只是希望富人有社会责任感。他提醒同学们,中世纪西方人眼中的“贪婪”并不是拥有财富,而是囤积财富,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古代重视消费和流通的“凯恩斯主义”。教会并不在原则上反对私有财产,而是反对出于贪婪的财富囤积。

讲座最后,雷老师跟同学们分享了“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意义。首先,紧贴中国语境实现的上述理论的“中国化”,将为中国学术界注入新鲜的活力。由于西方“后学”与中国实际相去甚远,导致中国“后学”陷入了时空“双重错位”的困境当中。其次,跨语境阐释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分“你”与“我”,“第三世界”难逃自相矛盾的困境。如尽管面对西方话语时一些学者指出自鸦片战争到五四那一代的思想观点是“连缀一个西方权威视点的东方景观”,但就他们本身来说,自己从理论体系到概念术语却又全部来自西方,实际也陷入“后殖民”的轨道当中,这种不顾具体背景而对外来理论的生吞活剥自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第三世界在全球化背景下难以建立一个完全不受西方霸权“污染”的话语体系。最后,雷老师提醒我们要意识到纯文本阐释的危险性,清醒地把握“文本”的复杂关系。他认为,“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在西方语境中无疑有其自身的意义与合理性,但当人们把某一种社会理论运用到另一个社会时,往往极易忘记这一理论抽象的背后所蕴含的某些特定社会内容和提出的特定问题,以致不是将其方法,而是将其“问题”作为普遍性问题来对待,反而使其丧失了合理性。这样将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则会水土不服,甚至是本末倒置,因此对理论的引用要考虑与本土社会的“接脉”与否,清醒地把握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面对这些现象,尤其是碎片化的问题,刘老师呼吁当下学者应有宏观的关照,注重历史阐释和整体性叙述;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起步于碎片,而不止步于碎片”,要直面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接着,刘老师解释了历史研究中的宏观问题与基本问题,强调治史要重视长时段的研究和历史关节问题,主张“细化专题研究”与“宏观大问题”并重,倡导学术研究要通向断代史的新综合。

彭老师的最后一个话题由城市和大学探讨了中世纪社会和城市的政治文化。彭老师指出,晚近的研究强调,地方市场,而非长途贸易,才是中世纪欧洲城市生存发展的重要和主要基础。而且城市和地方社团构成中世纪欧洲政治结构极其关键的一个侧面。城市与大学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独立性。我们的教材注意到中世纪欧洲城市的自治性,但是对之关注的程度还是不够。政治权利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是所有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特点。在我们对中世纪欧洲历史的叙述中,对教宗、国王、大学与地方城市之间的权力博弈,需要更多注意。

雷颐研究员系湖南长沙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代表作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被延误的现代化》等,译着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政治改革》等。

刘老师提出断代史新综合趋势下走向整体史的两种路径,即整合性研究与议题更新。需要注意的是:议题更新不只是知识的更新,也不是议题的翻新。如何整合一些零碎的知识来实现议题的更新?这需要系统地梳理把握学术史,切实地体味核心议题提出的理论语境,有效地吸取大量个案研究的成果。当下,整合性研究和议题更新的趋势明显,真正实现上述目标仍需仰赖学界的辛勤耕耘。制度史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和研究成果的深厚积淀,让其成为推动研究议题更新的重要领域。此外,由于制度本身的结构性,对制度史的研究不仅仅可作为一个专题,亦可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用以分析国家与社会各个层面的运行模式和历史变化。

讲座最后,彭老师总结到,我们需要重新评价马克斯·韦伯与亚当·斯密的观点,批判其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元素。在研究中世纪欧洲的政治与经济时,我们应该更多注意到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张力,注意到前者在现代西方社会依然留存的影响。我们的教材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需要反映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切勿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拓宽学术道路亟需研究议题的创新。然而,创新意味着冲击过去壁垒分明的专门史研究,这又带来了专门史边界的模糊。以隋唐史为例,藉由数代学者的积累,如何去更新议题是当今学界需要面对的问题。21世纪以来,隋唐史中的政治制度史研究迎来质的突破,议题逐渐更新。为何制度史研究率先突破?主要是因为制度史自身具有“非专门史”之特性;大陆学界进行自我反思,并回应以日本为代表的国外研究和港台地区的相关成果等因素,促成了制度史的研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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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史学以来早期学者的积淀,制度史的研究以结构性思路为启发,吸收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观,以剖析社会整体结构为指归,将制度史的考察置于更为宏大的社会史视野下。由此,制度史研究完成了对传统官制研究的扬弃,成为现代史学的重要支柱。

彭老师的报告完毕后,王大庆老师高度肯定了此次报告的启发性意义,并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感想。王老师提出,教材也是一个可以用来进行研究的文本,这个文本带着时代的烙印——这是我们需要加以考察的;他通过引用两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强调了历史研究的多面性。

最后,刘老师对唐代制度史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其一,隋唐制度史研究中不存在理论饥渴。由于隋唐制度史研究在陈寅恪、唐长孺、汪篯等前辈学者的开拓下起点很高,唐史研究的议题变化和范式转移,没有如传统议题深化那般明显。相反,一些涉及长时段的问题和较为宏观的历史进程得以深度考察书写,历史叙事也更加充实。其二,制度史研究是走向新综合的重要途经。因其丰富完备的史料遗存,辅以制度研究具备的框架性特点,制度史研究具有贯通历史解释、统摄中国史研究的作用。此外,当前制度史研究的方法论转型仍需面对这三个问题:第一,妥善平衡好史料范围扩展与与史料解读的针对性;第二,直面概念系统的重建;第三,重视对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借鉴。

讲座激发了听众浓厚的兴趣和思考。不少同学结合自身所学,就“资本主义精神”的界定、对国外教材的借鉴和国内世界史教材的编写等问题向彭老师请教,与彭老师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最后,讲座在愉快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刘老师提示我们,在具体研究之际,须铭记提出问题的“初心”,避免研究逐渐脱离设想。历史学要求通过重新叙述历史来达成新的解释。如此,制度史研究能涌现出什么意义上的新阐释,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思考的问题。再者,把已经积累下来且更新多次的具体知识整合为对整体历史解释有贡献的概念和方法,是当下制度史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

主讲人简介:刘后滨,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隋唐五代史。代表作有《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唐代选官政务研究》等,主编《资治通鉴二十讲》《唐宋历史评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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