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老师持雍正继位合法说,中国人民大学分别有5名特聘教授、5名青年学者入选

2017年3月31日,教育部正式公布2016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名单,杨念群教授入选,这是本所继2015年黄兴涛教授之后,第二位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学者,特此祝贺!

2017年3月17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古代史教研室主办的“清代政治史研究学术工作坊”第七期在人文楼四层会议室举行,主讲人清史研究所董建中副教授围绕“雍正继位之谜中的‘八人共承末命’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次工作坊由刘文鹏副教授主持,祁美琴、毛立平、胡祥雨、黄玉琴、李静老师及所内外硕、博士生四十余人参加。

2017年3月10日下午两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地理学专题讲座第十讲在人文楼四层大会议室举行,中国地名学会副会长商伟凡研究员应邀讲授《中国地名五大基本问题》。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自去年12月6日成立后的首次学术活动,讲座由中心主任华林甫教授主持,副主任胡恒、丁超老师和马克锋、萧凌波、孙景超等老师及本校历史学院、国学院学生共20余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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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伟凡研究员是国内闻名的地名学专家,曾任中国地名研究所副所长、顾问,现为中国地名学会副会长、全国地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30多年间,他主要涉足地名领域的全国普查、典籍编纂、档案建设、审音定字、城乡规划、名称论证业务,专长于地名标准化与地名应用,从相关学科综合角度探索地名真谛。其个人专着《天地经纬——地名纵横谈》,于2015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此次讲座涉及历史、地理、民族、语言、文字等方面,为其多年地名学探索与实践的主要内容。

“要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就需要熟悉中国地名;要学好中国历史地理,就需要读懂中国地名。”讲座从这两句“引言”开始,商伟凡研究员首先简介“地之名”的构成与价值,分析中国地名“数量大、涵义深、问题多”特色的成因,引出国际社会实现全球“地名标准化”的初衷,以至联合国就“地名确属非物质文化遗产”达成共识。由于地名标准化的基础是语言文字规范化,我国当今地名管理便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与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为法治依据,以“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为基本准绳。商伟凡研究员认为:在地名标准化的总目标下,“国家标准化”包括用字、读音与语词三部分,“国际标准化”包括拼写与译写两部分,合起来就是中国地名的“五大基本问题”。

地名“用字”是中国地名语言文字问题的核心,也是地名考证的终端。在现存生僻、繁简、异体、代用、自简、自造和歧义等七个方面,主要矛盾是由来已久的“生僻字”,大多已成为地名专用字,古有“南人不识‘盩厔’,北人不识‘盱眙’”之说。因其兼备文化内涵所在与大众识读不便的优、缺点,国家一面要求新的地名“避免使用”,一面倡导对存世者加以保护。随着社会发展,地名生僻字的当代废弃者能否恢复?古代曾用者能否重启?此类尚无明文规定的状况已迫在眉睫——新中国初期,以常用字替换县名生僻字33例,使用方便与文脉延续顾此失彼,今以不同方式陆续恢复了“两个半”:江西波阳恢复为“鄱阳”,陕西户县转变为西安市“鄠邑区”,黑龙江的黑河市“爱辉区”照旧而直接恢复“瑷珲镇”。同样,西安市也启用地名生僻字命名新的“浐灞”生态区。

地名“读音”是中国地名语言文字领域的薄弱环节,也是地名规范的难点。受时代局限,秦始皇厉行“书同文”却做不到“语同音”,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迟至宋代才得以注音。当代的中国地名,以普通话为标准,用《汉语拼音方案》理应正确注音,需要关注的特殊情况主要有三:多音字,如山西“长cháng”治与“长zhǎng”子;方言音及古音,如山西洪“洞tóng”、安徽“六lù”安;民族语音,如广西“百bó”色、甘肃“宕tàn”昌。我们在本世纪初提出“据义定音”,经福建冠豸昌定音的成功实践,可作为处理此类问题的一般原则,重点解决若按普通话读音将改变地名本义者。目前棘手的是:地方坚持以地名方言音或古音作为一方传统文化,但缺少过硬的语言学理据支撑,单凭地名行业理念“名从主人”“尊重当地意愿”举步维艰。

地名“语词”即地名的构成与应用单元,很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热点。何为规范地名?其个体应做到:名副其实、含义健康、无歧义、简洁、不重名、符合现代语言规范;其群体应做到:名副其实、规范有序、彰显文化、雅俗共赏、好找易记。既然世间万物皆处于运动之中,“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人所共知,地名在社会发展中适当更改亦属当然常态。本世纪以来的地名更改,作为专业人员参与者还是整体肯定的,特别是纠正“地改市”“地市合并”带来的地名错位——云南思茅改“普洱”、湖北襄樊改“襄阳”等,把颠倒辈分“正”过来、坐错位子“换”过来、中断文脉“接”起来,收一劳永逸之效。毋庸讳言,也确有一些地域更名不妥,社会舆论质疑“乱改名”“更名成本高”“谁说了算”等,“保持地名相对稳定”与“社会发展需求”碰撞不已。

地名“拼写”就是以《汉语拼音方案》实现中国地名罗马化,让中国地名“走出去”。按照联合国关于全球地名标准化的要求,中国这一最大的非罗马文字国家,应确定本国地名的唯一罗马化形式作为国际标准。经1977年第3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中国原本用于汉字注音的《汉语拼音方案》,上升为全国统一的中国地名罗马化拼写法。然而,目前形势并不乐观:首先是拼写形式未能统一,广大汉语地区的通名音译与意译,加上少数民族语地区、港澳台特殊地区,中国地名的拼写形式至少有四种,连国内最大地名“中国”都未能以汉语拼音拼写;其次,地名罗马化混同于汉字拼音化,地名的社会应用混同于书面应用,地名的国际环境,对体现地理实体性质、用途的通名只注音不释义,令国际化都市及对外开放地区不得已自行其是,国家层面的三令五申无济于事。

地名“译写”则是在中国通用语言文字的大环境下,通过各种形式的汉字译写,把汉语之外的各语种地名“引进来”。其中,有乌鲁木齐、塔里木盆地、珠穆朗玛峰等国内少数民族语地名,有亚细亚洲、苏伊士运河、尼加拉瓜等各语种的外国地名,也有蒙古语、朝鲜语等兼为国内外语种的地名。而地名汉字译写的基础在于“判别”,即确认其出自哪一种民族语言,常见的误判在于理据失传、望文生义或想当然。例如,中国东北的长白山、松花江、牡丹江貌似汉语地名,其实是少数民族语地名;青海,藏语称“错温波”、蒙古语称“库库诺尔”、古羌族称“卑禾羌海”,究竟谁是正源?又如,中国大陆所谓“新西兰”“悉尼”,台湾写作“纽西兰”“雪梨”,无所谓对错;不同语言之间以语音为依据的文字转换,译音准确只能是相对的。在国家层面,对地名汉字译写形式的要求是“统一”第一、“规范”第二。

通过对中国地名五大基本问题的解析,商伟凡研究员指出,中国的当代地名工作已进行了40余年,依然感觉“任重道远”。要充分认识地名的特殊性、标准化的相对性和改革的长期性。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只能是能做到的先做,进一步是一步。变革需要把握时机,包括社会需求、民众觉悟、人事更替等,水到渠成。可以说,地名“标准化”是一个日益接近理想境界的漫长过程。

作为见证国家30多年地名工作历程、至今学习与实践不肯停步的学者,商伟凡研究员有个夙愿:“让祖国的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为当地人民钟爱的地名”。而对于堪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名来说,“保护”是为了更好地使用,“使用”就是最好的保护。针对今天讲座的听众多来自历史地理学及相关专业,他热切期盼大家“学好祖国的历史地理学,助地名学一臂之力!”

商伟凡研究员的语言生动而平实,讲座内容丰富而翔实,综合“文史地”知识并紧密联系现实,令在场的师生如沐春风,受益匪浅。讲座之余,在座师生就所关注的地名学问题热烈提问,商伟凡研究员对历史地名的复活与使用、民族语地名的保护与传承等问题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解答,三个小时的讲座在全场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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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历史地理学历次专题讲座回顾

2014年7月20日第一讲
陈维新:“近代中国西北边界的形成——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外交条约舆图为例”

2014年9月7日
第二讲吴松弟:“沿海山麓平原与宋元温州的历史进程:对区域开发的多角度探讨”、“中国近代海关出版物的重大学术价值:以历史地理为中心”

2014年10月19日 第三讲
周长山:“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与历史地图编绘——以《广西历史地图集》为例”

2014年11月30日 第四讲 李国强:“南海问题的历史与现状”

2015年3月26日 第五讲 林天人:“地图的叙述及中文古地图研究方法”

2015年5月31日 第六讲 黄义军:“历史瓷业地理三题”

2015年6月14日 第七讲 杨伟兵:“清末西南地区土司分布及相关建制问题”

2016年4月19日 第八讲 柳济宪:“韩国山岳崇拜国家行为的历史变迁
:统一新罗时代至朝鲜时代”

2016年6月23日 第九讲
陈维新:“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及舆图简介——以台北故宫典藏为例”

本次评选,共产生440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和青年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分别有5名特聘教授、5名青年学者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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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孟森先生撰写《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后,雍正继位问题已经过学界数十年的讨论,相关论着不在少数。董建中老师首先回顾了孟森、王锺翰、吴秀良、冯尔康、杨启樵、许曾重、杨珍等学者对雍正继位问题的研究,认为雍正继位问题的探讨应着眼于孟森先生所说的大统授受之际,也就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传位与雍正继位的“现场”。这个现场就是“八人共承末命”,即七位皇子加上隆科多,共同面承康熙传位给胤禛的遗言,并在康熙死后由隆科多向胤禛口宣遗旨。

董老师持雍正继位合法说,报告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指出了“八人末承末命”在雍正继位中的重要地位。学者所说“八人共承末命”是“胤禛论证其继承皇位合法性的唯一根据”,是成立的,是探讨雍正继位之谜的中心环节。第二部分,回顾了持雍正继位“非法说”学者对于“八人共承末命”的否定;他们认为雍正自己所描述的继位场面是一个逐步加详的过程,或是应付舆论,或是弥补说法上的不足,最后才是《大义觉迷录》中“八人共承末命”的出台。第三部分,利用了新发现的材料,否定了“加详说”,根本不存在雍正对于自己继位说法的建构问题。第四部分,考察了持“非法说”学者对于雍正非法继位现场的还原,鉴于篡改书面遗诏的说法几乎无人坚持,故着力探讨矫诏传位的现场,其核心内容是,康熙猝死后,隆科多捏造传命遗诏,向诸皇子宣布。报告认为,与“八人共承末命”相比,这一“非法说”的现场存在着更大的漏洞,更不可信。第五部分,审视持“非法说”学者否定“八人共承末命”的论证,认为逻辑并不严密,不能成立;同时探讨了“八人共承末命”中的“不合情理”问题。

在场师生就新史料出现对于解开雍正继位之谜的意义、传教士记载与朝鲜史料的可信性、隆科多“顾命”身份以及乾隆帝在处理雍正朝遗留问题中的作用等方面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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