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刊物的创办与推进灾害史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世俗化与近代中国的思想变迁

2015年11月18日,我所与中国园林博物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教学实习基地。中国园林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以园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鹰山脚下,永定河畔。自2010年开始筹建,于2013年5月开馆运行。占地6.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9950平方米,由主体建筑、室内展园与室外展区三部分组成。主体建筑内28200平方米可用于展览展陈。园博馆作为公益性永久文化机构,是收藏园林历史文物、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展示园林艺术魅力、研究园林价值的国际园林文化中心。我所将与园博馆共建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并以之为平台,合作开展清代皇家园林历史文化领域的相关学术研究。

2015年11月11日下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克武先生应邀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四层会议室,作了题为“由圣入凡:世俗化与近代中国的思想变迁”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主持,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历史系郭双林教授、马克锋教授、清史所近代史教研室主任杨剑利副教授,以及校内外历史专业的同学和史学爱好者一道聆听了黄先生精彩的学术演讲。

2015年11月14日,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学术辑刊《灾害与历史》创刊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四层会议室召开。来自海内外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出版单位的二十余位灾害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应邀与会,就刊物的创办与推进灾害史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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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武,1957年生于台北板桥,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英国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长期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曾任中研院近史所所长,是台湾中生代中国思想研究的代表人物。治学专长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翻译史与中西文化交流,尤以严复和梁启超的研究着称。着有《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金山乡志:政事篇》等专书及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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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主任黄兴涛教授代表清史所与园博馆馆长李炜民先生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协议规定双方本着平等互利、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的原则,以双方共建的“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为平台和基础,陆续合作开展学术讲座、文化沙龙、专题会议等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活动,以实现学术交流、文化提升和社会实践的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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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的会议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主持。清史研究所代理所长朱浒教授致欢迎辞,他表示,《灾害与历史》学术辑刊将为国内灾害史研究搭建重要的平台,真诚欢迎与会学者能够为刊物的创办出主意、想办法。会上,中国地震局高建国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李华瑞教授、苏州大学池子华教授、伦敦大学Andrea
Janku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方修琦教授、厦门大学钞晓鸿教授、南开大学余新忠教授、复旦大学安介生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卜风贤教授等先后发言,对刊物的名称、宗旨、栏目设置、内容安排、审稿与组稿等问题谈了看法,并就灾害史研究现状、多学科之间的有效对话、进一步汇聚灾害史研究力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签约仪式后,黄兴涛教授与园博馆宣传教育部部长杨秀娟女士一起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学实习基地”揭牌,今后,园博馆将成为清史所师生在学术研究、现场教学、教育实践、教学实习等方面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清史所也将派驻专业师资带领优秀研究生参与园博馆开展的文物鉴定、管理及藏品目录的着录与编辑等工作。

本次讲座中,黄克武先生从两则苏联笑话及自己的亲身见闻谈起,论及实证科学与感觉经验、存在与真理的关系问题。黄先生认为,民国初年,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民主与科学观念的引入,具有科学时代取代经学时代的重大意义。科学时代之来临,在西方表现为从神学到科学的转变,此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近代化以理性化为主导,是为“近代之所以近代”之原因。科学时代在中国的线索是五四以后科学主义无神论的传布。接下来,黄先生介绍了国内外学界关于世俗化的研究成果及各家主要观点,向我们展示了关于科学、宗教、世俗化的思想争鸣。黄先生指出,近代中国历经经学时代转向科学时代的思想危机,而在此背后,诸多思想的内涵与变迁尤为值得关注。在世俗化的时代,当代中国如何思索“超越”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亦值得我们思考。黄先生介绍了墨子刻、余英时二位先生关于“世俗”与“超越”的相关论点。黄克武先生进而指出,宗教持续活跃于现代世界,并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行为。世俗化并未扼杀宗教,且世俗化的许多思想根源来于宗教,科学有时反而强化信仰。宗教与科学在中西体现出两极化。例如达尔文主义的传播在西方阻力重重,而在中国经过附会解释及本土融合,则被广泛认可。此中体现了近代学者套用西方模式追求中国近代化的设想。

下午的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代理所长朱浒教授主持。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吴文涛副所长,中国海洋大学蔡勤禹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国荣研究员,山西大学郝平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赵晓华教授,安徽大学张崇旺教授,商务印书馆杜非编审,中国人民大学刘文远教授、萧凌波博士等先后发言。他们在上午讨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或办刊经验对刊物的创办提出了各自的建议,并就灾害史研究领域的拓展、视野的转换、多学科交叉与合作、扩大灾害史研究的社会影响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夏明方教授对刊名的拟定、刊物的宗旨、运行方式、栏目设置等问题作了说明,并回顾了灾害史研究的发展进路,对灾害史研究的继续开展提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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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黄克武先生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世俗化与近代中国的思想变迁“由圣入凡”历史进程。第一,词汇的引入。黄先生以近代几部英汉词典中“科学”“哲学”“宗教”“迷信”等词语的翻译为例,讨论世俗化问题。第二,从天下到国家的观念转变是思想变化的主轴。黄先生认为,“天朝”具有超越意义,而近代以来,中国成为众国之一国,国家的观念随之发生了改变。第三,宇宙观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黄先生以严复翻译《天演论》时对传统思想资源的借鉴为例,严复有意地把中国传统观念与西方宇宙观相结合,并注重其中的伦理意涵,是为思想变迁中的核心一环。第四,历史观的转变。严复之《社会通诠》、梁启超之《新史学》,体现了从朝代史观向国民史观的转变。国民史观的建立促成了史观转变。近代学人在引介学问的同时,肯定中国本土文化的意义。第五,科学与宗教。黄先生以科玄论战与灵魂论争为例,认为“科学”以新知识的面目进入中国的同时,科学的范畴和边缘亦在不断变化中。较之科学,宗教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此一影响下,科学内涵受到挑战,并被重新定义。黄克武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近代知识的转型模糊游移,复杂纷呈,呈现出充满矛盾又繁复多元的景象。世俗化的观念已放弃了过去单线进步的观点,而注意到应从历史的面向认识由“圣”到“俗”的演变,此亦可以适用于中国。中国人价值之源虽出于天,而实现则落在心性之中;西方在世俗化之前,将价值之源寄托在人格化的上帝观念之上,世俗化之后转为“理性”与“科学”。中西世俗化过程有所不同,而造成二者不同的重要原因是思想的连续性。西方那种“外向超越”型易引发宗教与科学的两极化冲突。而在中国的“内向超越”型之中,科学与传统的伦理价值及宗教信仰没有根本的矛盾。

与会学者认为,创办灾害史研究的专门性学术刊物十分必要,对进一步凝聚灾害史研究的学术力量、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沟通、传递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培养新的研究力量都会产生积极作用。大家认为,采用“灾害与历史”作为刊名,体现了很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能够涵括灾害史研究的学科属性和研究现状,兼顾了学术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扩大刊物的作者群和读者群,便于搭建交叉学科发挥作用的平台;作为国内外唯一的一份学术辑刊,必须坚持高标准、高起点,通过自然投稿、会议征稿、专题约稿等方式扩大稿件来源,既可以根据稿件情况确定期刊主题,特别是根据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确定主题、组织稿件,引领灾害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入;要建立严格规范的审稿机制,注重吸纳青年学者来稿,从而突出和彰显辑刊的学术性、创新性。会议强调,要着力拓展辑刊文章的主题和内容,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都吸收进来,关注区域灾害、灾害文化、灾害哲学、灾害宗教、海洋灾害、灾害比较研究、灾害成因和机制等新旧研究领域,注意灾害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提炼总结,加强史料,特别是地方史料、稀见史料、国外史料和口碑史料的积累和共享。要努力把辑刊打造成灾害史研究的“信息高地”,通过登载索引、综述、书讯、书评、访谈、回忆录等内容,及时传递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总结研究进展、评介重要研究成果和学者、梳理灾害史学科的发展脉络。会议希望,刊物要具有开放的姿态,加强同国外科研机构的联系,通过电子期刊、网页等形式把刊物推广到海外,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中外灾害研究。

签约及揭牌仪式后,参会师生参观了园博馆的室内展览和室外展区。室内各展厅浓缩了海内外园林历史的丰富内容,知识性强,文化气息浓郁,室外展区为模拟的微型生态园林,宁静优雅,栩栩如生。秋意正浓,风景宜人,师生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近代中国的思想、观念展现了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西多样思潮交织互动的历史图景异彩纷呈。对此,黄先生还分享了研究中的一些反思与体悟。黄先生认为,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五四思想家所指出,传统之缺失与西化之不足,也在于人文主义者所强调以西方的模型来解释历史,并面对未来所产生的扞格不入的问题,以及如何以“继往开来”之精神来“接引”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并合理安顿涉及精神面向的伦理与宗教生活。中国近代的世俗化是一个充满矛盾与迂回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此一过程可能是永无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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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提问交流环节,在场同学就近代中国思想变迁中“圣”、“凡”关系问题、中国的世俗化进程等问题提出了疑问,黄克武先生一一作了解答。讲座结束前,主持人杨念群教授做了简短的总结。杨念群教授认为,黄克武先生的讲座以世俗化的框架为主线,不仅向我们介绍了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还将自己的思索综合到世俗化框架中解读近代中国的思想变迁。其中涉及的近代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冲击、宗教复兴对信仰的抗拒、中西方宗教的差异化,以及中国本土是否有宗教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会议指出,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灾害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和丰硕成果。如何进一步推进灾害史研究值得学界认真思考。会议对多学科的交叉合作、中西方合作进行了广泛而坦诚的交流。与会学者认为,从自然科学角度做的灾害史研究和从历史学角度做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差异,后者更关注国家的故事、社会的故事,主要是人的故事、人群的故事、生命的故事,不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给彼此的对话造成了困难。但是,灾害史研究必须是多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终归要进行一种对话,只有对话,才能进一步深化对宏大历史进程的认知。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也需要继续加强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管理学、生态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会议认为,灾害史、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是世界历史研究发展的大势所趋,我国有关灾害的记载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因而中国学者理应在世界灾害史研究中发出更多的声音。当然,中西方的学术传统、学术文化不同,但总要开始进行对话,这对中西方都有帮助。学者应该思考的是在中西方之间作什么样的比较,用什么样的方法。

会议强调,灾害史研究的继续推进需要视野的扩大和观念的转变,不能停留在积累资料和描述过程的层面上。要认真梳理中国古代“灾异”、“灾变”、“祥”等概念,深化对灾害概念的认识;要充分认识我国历史“十年九灾”的基本情况,深入研判灾害对人的心理、地域文化、制度、市场等诸方面的影响,反思人、灾害、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要注意“天灾”与“人祸”的复杂关联,加强灾民生活等问题的研究;要拓展思路,关注历史灾害的变化和太阳活动的变化规律、各区域自然环境对其他区域灾害的影响等问题;要关心和回应社会关切,加强对灾害发生规律的研究,深入思考如何把灾害史研究作为提高整个民族风险管控和危机处理意识的手段,甚而把灾害史研究作为国人的智慧、民族的共识。

夏明方教授对会议作了总结。他指出,在众多的自然与人文社会科学之中,从没有像灾害研究这样的领域能够涉及如此之多的学科,能够吸引如此之多跨学科学者的共同关注。他真诚希望《灾害与历史》能够成为国内外学者们共同探讨的学术园地。他认为,确定“灾害与历史”作为刊名,是基于在研究中形成的“灾害与历史缺一不可”的认识,希望表达的是既从历史中看灾害,也从灾害的角度看历史的研究旨趣。他指出,邓拓先生的《中国救荒史》搭建起了灾害史研究的框架,但这个框架只是狭义地把灾害作为历史中的事件加以认识,李文海先生关注重大灾害与重大政治事件的关联,已经深化和超越了邓拓开创的研究思路。而要继续推进灾害史研究,就必须思考和解释到底是把灾荒作为历史中的一个事件,还是从灾荒来透视历史。换言之,就是要把灾害和历史各自都作为研究对象,同时也作为研究视野,形成对象和视野复杂的互动和关联。他同时强调,人为的影响也可能导致灾害,没有必要用“自然”两个字把灾害阉割掉,应该历史事实和现实需求不断更新灾害的概念,不断拓展研究领域,除了继续加强传统的自然灾害研究,还应从灾害史角度探讨包括战争在内的所谓“人祸”问题,使灾害史研究和人类社会历史更广泛、更深入地结合在一起。在谈到期刊的宗旨和办刊思路时,他认为,学术性和普及性并非相互对立,实乃相辅相成,灾害史研究应该提高可读性,扩大影响力,但这种可读性应该建立在高水平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吸引人、打动人。在办刊中,要根据学术发展的动态,每期设计一个主题,由相关领域的专家主持组稿、担任主编。他感谢与会专家提出的真知灼见,希望在学界同仁的“众建”、“众筹”之下,群策群力,把《灾害与历史》真正办成可以“众享”的公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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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对与会学者的讨论显示了极大的兴趣,认为“灾害与历史”的刊名突出了二者之间的张力,具有非常广阔的视野;他还建议辑刊应该关注“灾害记忆”问题。并表示历史学院将对辑刊的创办和推进提供坚强的后盾。朱浒教授在会议结束时表示,灾害史研究依然是值得学界大力挖掘的“富矿”,清史研究所有责任把老一辈学人开辟的这一研究领域继续发扬光大,相信辑刊的创办会进一步推动灾害史研究的平台建设。他代表清史研究所对广大专家的拨冗参会表示感谢,表示清史研究所将在辑刊的创办上花更多的心思,投入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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