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生态联姻,朱浒老师也给了她很多建议

9月11日晚,清史研究所2015年迎新师生见面会在人文楼四层举行。黄兴涛、杨念群、黄爱平、陈桦、华林甫、朱浒、阚红柳等20余位老师及清史所2015级全体新生和部分老生参加见面会。

转载自人大新闻网

2015年8月23日下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隆重开幕,共有来自世界各地9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余名历史学者参与此次盛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强调“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宣读贺信,并发表重要讲话;国际历史学会主席玛丽娅塔·希耶塔拉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山东省党政领导均出席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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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适逢第31个教师节和戴逸教授90寿辰,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戴逸与清史研究”学术座谈会,探讨戴逸先生在史学界特别是对清史学科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共商推动清史学科在中国人民大学乃至全国的发展之计。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为全球历史学界一大盛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今年为该会议创办百年来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办。会议开幕式主题为“自然与人类历史”,共邀请三个国家的三位历史学者做主题发言,由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罗伯特•弗兰克教授担任主持。来自欧洲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文科学研究所安德里亚•贾尔迪纳和非洲的塞内加尔谢赫•安塔•迪奥普大学历史系马马杜•法勒分别作了题为“罗马世界的帝国主义、经济与生态”和“自然和历史:一种非洲本土世界的建构”的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夏明方教授则代表亚洲学者做了题为“寻家之旅:人与自然的生态联姻”
(”Searching for a New Home: A History of AnEcological Marriag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的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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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见面会别开生面。会场选在人文楼四层大会议室前的活动厅,与会师生们站成相对的两排。清史所副所长朱浒主持此次见面会,他先是对牺牲休息时间参加迎新会的师生们表达了感谢,之后向与会新生逐个介绍了在场老师,新生们也挨次作了自我介绍。通过相互介绍,师生们对彼此有了初步的印象。一些新生当晚是第一次跟自己的导师相见,十分高兴和激动。

九十高龄的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清史编委会主任戴逸与史学界的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共度节日、共话史学。

夏明方教授在报告中首先追溯了中国历史传统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进而概述了研究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新史学——生态史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随后,报告探讨了“环境”与“生态”,“环境史”与“生态史”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指出环境史所研究的,仅仅是天地人大系统中的某一部分,人与生态各自分立;而在生态史看来,人与自然构成彼此交融的复合系统,因此,宇宙万象的变化,都可用生态的眼光去审视,即便是看似“反自然”的社会体系,自身也依然受制于生态关系的制约。甚至对这一生态关系之演变历史的认识活动本身,或者一切历史认知活动,同样无所逃于生态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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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报告引出其核心概念——“家”,即人与自然纠结相处的复合体。循此思路,夏明方教授用夫妻关系或者说生态联姻,来描述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不是冤家不聚头”,人与自然之间的每一次交流、碰撞,都是更加紧密的渗透与融合,又会使其进入新的境界,这是一种创造性演化。报告引用元朝管道升赠与其夫赵孟頫的名句“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暗喻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并主张以人与自然相互关系为中心的生态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缺一不可,是谓“生态辩证法”。

介绍完毕后,见面会进入自由交谈环节。除了走廊,清史所大会议室和小会议室全部开放,作为师生沟通交流的场所。同时,所里还安排清风学社准备了一些茶点和水果,供与会师生享用。很快,学生们找到老师,求教学习建议和学术问题,现场气氛很快热烈起来,谈话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徐青森,中国史学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海鹏,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方克立,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张椿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前所长王俊义,清史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国家清史办主任卜键,国家清史编委会副主任马大正,国家清史编委会副主任朱诚如,国家清史编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前所长成崇德,国家清史办副主任杨伟光,山西大学副校长行龙,《学术界》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翁飞,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仲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先达、王汝丰、郭成康、陈桦、黄爱平、黄兴涛、夏明方、杨念群,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以及来自国家清史办的人士等相关专家学者出席座谈会。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主持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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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的后半部分,夏教授追根溯源,阐述了中西方对于“家”之生态认知的演化,对其起源、共性与此后的分流加以比较分析。报告指出,在中国的生态认知中存在系统而复杂的“家”之传统。女娲之“抟土造人”,《周易》之阴阳变化,到儒家“三才”与道家“三统”,都将天地视为“万物之父母”,把天、地、人、万物喻为一个大家庭。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鸦片战争而未曾发生根本性变动。西方自柏拉图以降,至旧约《圣经》衍生出一种
“天父地母”的有机自然论传统,并以各种形式传承下来,直至文艺复兴时期。科学革命的到来,凸显了西方生态认知的机械论传统,最终自然与人两极对立的生态阐释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人与自然关系走向全面异化,中西方生态认知自此发生分歧,也最终导致两者经济与社会之分流,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东方之“家”败于工业化的西方之“家”。但是,东方之“家”并没有完全被后者所蚕食,反以后者为榜样,从自然的、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农业生态体系逐步予以改造,使得东方之“家”最终以独立、富强之姿矗立于世界之林,但时至今日,又以其不断加速的对乡土社会的全面改造,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生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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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报告指出“家”是个体之人与人和自然共生的生态共同体之间的媒介,人类之家的基本伦理原则渗透于其中。任何对惨遭蹂躏的生态系统的修复与重建,都应是家之再造。人类可能是个巨人,可是并不能离开生养我们的土地,我们不过是这一土地大家庭中的一具具泥人而已。我们源于土,终将归于土。

2015级博士生杜佩红、2015级硕士生王倩表示,黄兴涛老师对她们的学习提出了具体建议:一是要求硕士生紧跟老师节奏,认真对待每一门课,在课程中寻找兴趣点和切入点;二是要学会读材料,不要拘泥于一种史料,不断扩充自己的视野,确保观点准确性;三是要有多学科的视野,尝试接触哲学、人类学、政治学等领域,并以民族国家为例说明了多学科结合的重要性。

靳诺书记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对戴逸先生为国家清史编修工作和清史学科的发展,以及为中国人民大学发展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并恭祝先生寿诞快乐、学术之树常青。

生态史研究中心自2012年创建以来,一直坚持以跨学科的国际对话为其学术原则,在过去的三年中,与国内外多个学术机构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并成功举办三次重要国际会议,对推动环境史、生态史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推进中国生态史学的国际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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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级硕士生薛瑞表示,朱浒老师也给了她很多建议:一是认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建议她们学习时多做读书笔记,把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抄录下来,做好批注,以便日后查阅;二是做学问先要把书读厚,再要把书读薄。读厚是指在阅读一本论着时也要对作者的其他作品有一些了解,看一看研究同一问题的其他观点,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读薄是指在阅读的过程中做到提纲掣领、分清主次,以节约精力。此外,委托同学们多多关心韩国留学生金贤镐,并鼓励金贤镐学好中文,将来更好地运用中文史料来做研究。

靳诺书记表示,戴逸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后的首批教师之一,是人民大学历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全程见证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风雨历程。他和人民大学的一大批老教授、老专家一道,致力于探索具有人大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人民大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付出了艰辛努力,作出了卓越贡献,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史学人才。70年代始,戴先生把自己的主要研究精力转向清史研究,为新时期清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可谓着作等身、桃李天下,成为国家清史研究领域的一面旗帜。

2015级硕士生谈汀表示,自己向阚红柳老师请教了圆明园的复原问题,阚老师认为要将清代园林放在清史的总体视角之下进行考察,这样才能做出不同于纯粹的园林或建筑研究的东西,并建议谈同学结合自己的专业方向去挖掘圆明园历史中的民族因素。

靳诺书记表示,进入新世纪,戴逸先生在耄耋之年毅然接受了国家重托,承担起清史编修工程任务并已取得丰硕成果。从一定程度上说,戴先生等老一批史学家研究清史的历程,就是清史学科的发展历程。系统总结以戴逸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史学家的清史研究成绩,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提升清史研究水平,而且有助于人民大学清史学科在新时期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找准定位,取得更大的发展。

会后,同学们纷纷表示此次见面会形式独特,效果很好,给了新生们绝佳的机会和充裕的时间同老师们交谈,收获颇丰,感触良多。

靳诺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拥有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其中,中国史学科的发展位于全国前列,世界史和考古学近年来也取得了显着的进步。学校深知人文基础学科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在综合改革方案中特别关注人文学科的振兴,提出了人文讲席教授等计划,努力提升学科水平,更好地传承戴老先生等史学前辈开创的史学事业。

郝平副部长代表教育部向戴逸先生寿辰表示了祝贺和祝福,向中国人民大学全体教师表示节日的问候,向戴逸先生和他的团队为国家清史撰修工程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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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平副部长表示,在第31个教师节又逢戴逸先生90寿辰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举办这样一次座谈会,意义非凡。戴逸先生是当代着名的历史学家,作为新中国清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之人,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我们研究戴先生的学术经历和治学理念,必将为推动中国清史研究,为历史学科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这也是我们向戴先生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

郝平副部长表示,作为国家清史工程首席专家,戴逸先生十余年来呕心沥血,辛勤工作,清史纂修工程取得了累累硕果,体现了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执着的追求精神。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戴逸先生体现出来的优良传统、宝贵的品格和学者风范,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一是学贯古今,二是家国情怀,三是心怀世界,四是执着奉献,这些都会激励我们把戴先生的人生经验和治学经验薪火相传。

郝平副部长指出,历史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历史和史学研究。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他强调要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回忆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发展历程,回忆了自己和戴先生在学习、工作、生活中的点滴往事,并且高度评价了戴逸教授在担任中国史学会会长期间,为推动中国史学走向国际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张海鹏会长表示,在戴先生等史学前辈的指引下,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于今年8月份在济南成功举办。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发贺信,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是对史学界的一个巨大肯定和鼓舞,也激励着史学界的同仁们更加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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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先生表达了对中国人民大学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举办此次座谈会的感谢以及对出席座谈会各位来宾的感谢。他动情地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无双,非常有幸自己能在90岁看到国家9.3阅兵威武雄壮的场面,看到国家的日益强大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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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先生追忆了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工作的经历,并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就是自己的家,是人大培养了自己、成就了自己。从抗日战争烽火中走来的中国人民大学,一路风雨历程,发展至今实属不易。他祝福国家兴旺、教育兴旺、学校事业兴旺。

与会的戴逸先生的学生、专家学者共同向先生祝福寿辰和教师节快乐,并分享了与先生之间的往事、先生带给自己的影响,表达了对老先生为人为学之道的尊敬。

卜键主任表示,戴逸先生历经沧桑却心地高洁,为人善良真诚,可亲可敬,具有宏阔深邃的学术视野,始终坚持开创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始终关爱弟子。以他为旗帜,团结带领了全国一大批史学界的优秀人才,对清史编修工程倾注了极大热情和心血,作出了巨大贡献,令人动容。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方克立教授表示,戴逸先生德高望重,是一流学术大家。先生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彰显了他宽厚、大度、包容的心胸,我们不仅要学习先生的学术成就,更要学习先生的为人之道。

刚刚获评“最美教师”的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陈先达特意为戴逸老先生祝贺寿辰。85岁的陈先达教授表示,自己一家和戴逸一家有着多年交往,戴逸先生的学识、品性都令人叹服。特别是先生在如此年纪还能担当国家清史编修的重任,非常钦佩,他认为戴逸先生是承担清史编修重任的不二人选。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张椿年教授表示,戴逸先生是史学界的骄傲,他的贡献不仅限于清史,也开拓了史学界新的领域,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先生也显示出了在史学界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为把中国史学推向世界尽了最大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汝丰表示,从1953年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师从戴逸先生,1956年留校至今,近60年时间一直跟随先生在史学界学习、工作,先生传道授业解惑,言传身教,对自己影响巨大,难以言表。老先生博览群书、学识过人,对中国近代史、清史的学科建设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贡献,堪称一代师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总编辑王俊义表示,自己1956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师从戴逸先生,并在先生指引和扶持下进入清史学界至今。作为清史研究的奠基者,开拓者,先生在史学界树立起了一座丰碑。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郭成康教授表示,作为戴逸先生的弟子,自己心目中的恩师爱才如命、嗜书如命、视清史如命,对自己影响巨大,希望自己不辱使命,协助先生圆满完成清史编修重任。

北京大学历史系赵世瑜教授表示,自己从小和戴逸先生住在一个大院,先生的学术、思想、为人方面的大家风范都给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深深影响着自己的育人生涯。

山西大学副校长行龙教授表示,自己以能成为先生弟子为荣,先生自然的天性,自由的学术思想,平易近人的待人风格,让人如沐春风,自己一定会和史学界的各位同仁共同努力传承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为人之道,发扬光大中国史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代表全院师生,表达了对戴逸先生崇高的敬意和美好的祝福。

座谈会后,学生代表为戴逸先生敬献了鲜花,到会的戴逸先生的历届学生也将金帝画院院长汪永祥专门题写的诗词敬献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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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戴逸教授简介

戴逸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首批一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曾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历史组召集人、第四届、第五届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

1951年写成并出版了小说《中国抗战史演义》,1954年撰写《中国近代史稿》,1955年评为副教授,兼任吴玉章老校长的学术秘书,后又担任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1958年,《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得到范文澜、翦伯赞、尚钺、吴晗等史学前辈的赏识与好评。

戴逸教授一生致力于清史纂修工作。20世纪50年代,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纂修清史。1965年,中宣部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组建清史研究所,39岁的戴逸名列7名委员之一。1972年,为落实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经北京市委批准,成立清史研究小组。1978年,经教育部批准,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清史研究所,戴逸教授负责实际工作。2002年,清史纂修方案获国家批准,戴逸教授出任编委会主任。

戴逸教授在清史研究方面,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完成了大量学术成果,共撰写或主编书籍30余种,发表文章600余篇。他主编的《简明清史》第一、第二册分别于1980年和1984年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历史专着。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六五”计划项目的《清代人物传稿》十卷,受到出版界和史学界的好评。在他主持下完成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清史部分,均为上百万字的巨着,填补了清史研究领域的空白。1987年至1999年,他先后出版了论文集《履霜集》、着作《步入近代的历程》、《乾隆帝及其时代》、《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论文集《语冰集》,主编了《二十六史大辞典》、《近代文史名着选译》39册和《中国近代史通鉴》10册,完成了“211工程”清史子项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

由于戴逸教授在科研教育事业上的突出贡献,1959年曾参加全国群英会,1960年在越南综合大学授课,被越南政府授予胡志明勋章;1961年被推举为高教战线先进工作者,1985年获吴玉章科研奖,1986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人民教师,1994年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1995年获香港“柏立基孺子牛金球奖”和北京市社科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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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橙周刊教师节特别策划·我的师承

翁飞: 因“李鸿章”成为戴门弟子

我的老师戴逸先生,是一位清史大家。不仅如此,我和他还有同乡之谊,都是常熟人。

我和先生相识很早,大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等到真正拜入他的门下,成为他的学生,却是差不多近十年后的事了,这中间的因缘,说起来还要算那部《李鸿章全集》。

我和先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交往,是在1990年,契机是在济南开“纪念义和团起义90周年”学术会议。当时我任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理事,主攻“安徽近代教案”研究。先生作为中国史学会会长莅会指导。恰好我主编的40多万字的《安徽近代史》出版,我久慕他的大名,便拿了一本书去他住的房间送他指正,其实是有“执后生之礼”的心思。那一次见面,他很高兴,我也很高兴。

有幸和先生一起共事,则是3年后。当时,我接手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八五重点工程“淮系集团与近代中国社会”,对刘铭传、李鸿章做了大量研究。1992年底,我们听到消息,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准备出版《李鸿章全集》,因故搁浅,于是安徽教育出版社童本道总编就拉着我,赶紧跑去上海,想把这套书接过来编,上海那边也很快答应了。《全集》原来有一位主编版本学大家顾廷龙先生,年事已高,希望有一位史学大家与他共同主持,于是我又赶紧跑去北京,请先生来做主编。当时,他是中国史学会会长、人民大学清史所名誉所长。他一听来意,很兴奋,说:我年轻时读的第一本近代史大书就是吴汝纶编的《李鸿章》,但里面好多东西还是交待的不清楚,尤其是甲午之后,一点也不过瘾。他不仅欣然答应做主编,还给故宫第一档案馆打招呼,让我们到那里再多找些资料,并叮嘱我:你这么年轻,一定要把这套全集编好,现在看来,这是一个跨世纪的工程。

所以说,我和戴先生的师徒之谊,实是由《李鸿章全集》而早在那时就已结下。

1993年,《李鸿章全集》编辑工作正式启动,分奏、电、函、诗文四大部分,我负责数量最大的奏稿整理,光是整理这批资料就花了四年多时间。1996年底,故宫一档馆通知我们说,又发现了新的资料,我们跑去一看,原来是从军机处录副档整理出来的李鸿章奏折副本,一共9600多件,去掉和上图奏稿底本重复的,还有4000多件新发现的,这样一来,
工作量又急剧增加,全集由当初计划的1900万字增加到了后来的2800万字,可谓是皇皇巨着。在整理资料的那些年,我埋首故纸堆,一心想着只争朝夕,真有不知寒暑交替之感,再加上还要顾及行政和社会事务,常常忙得焦头烂额。先生见我辛苦,说,你来考我的博士吧,这样你能脱产,到北京来安心做学问。

1999年,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正式拜先生为师,成为戴门弟子。

校园是象牙塔,是做学问的好地方。先生在校图书馆里找了一间40平米的房子给我做工作室,让我专心整理资料。资料呢,则从合肥用专车拉过去,拉去一车,整理完了,再拉去一车。先生每周来一次,给我上课,同时也督促、指导和检查我的工作,我遇到资料中看不懂的地方,或者是有些繁体行草识不得,就拎出来,等他来解析。他做学问时特别严谨,用铅笔在底稿上做很多的标注;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他也虚心向别的名家请教。有时候,他还请别的老师或学者来工作室探讨,现场学术交锋,我在一边听着,等于就是上课,开小灶,特别长见识。

在我行将毕业离校时,先生开始着手筹备国家清史编纂工程,这同样也是一项宏大的历史文化工程,仅主体部分,就包括一部通记,三千个人物传记,一百部志,以及图、表等,有一次,先生很动情地对我说,在有生之年,如果能将这部大书付梓出版,也算此生无憾了。

而我回到合肥,继续忙《李鸿章全集》收尾工作,直到2008年1月,这部全集终于全部出版问世。我私底下想:于公,对国家,于私,对先生,我也算是不辱使命吧。

2013年春天,我因参加筹拍《北洋海军兴亡史》一片而赴京,特意去看望他,他念念不忘的还是那部《大清史》,他体谅我冗务缠身,让我平时少去探望。而我果真因为忙得不可开交,此后就一直没去过。

直到今年6月,我负责的“淮军”项目结项,我专门去了趟北京,向老师报喜。一见面,他一把把我抱住,喃喃地说:你可来了,可算见到你了。他高兴的像个孩子,拉着我坐在院子里,让小保姆给我们拍照,拍完一张,他说,再拍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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