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刚教授讲到史学多元化的问题,以及条约附属的舆图资料

2016年6月23日下午,“历史专题讲座”之九“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与舆图简介-以台北故宫典藏为例”在人文楼四楼清史所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台北故宫博物院陈维新副研究员主讲,由华林甫教授主持,来自中国藏学中心、地图出版社及清史所历史地理专业的数十位师生聆听了讲座。

2016年5月28日至2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数字人文与清史研究”学术工作坊在京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河南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以及香港科技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台北中研院等海内外14家学术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工作坊。

6月16日14:00,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彭刚教授在人民大学公共教学二楼为历史学院博士生史学前沿课程作了题为“理论化、碎片化与多元化——当代西方史学的几个面相”的学术讲座。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主持此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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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新老师结合自己多年来整理、研究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档案及舆图的经历,详细介绍了台北故宫收藏的条约与舆图资料情况,向大家展示了《江宁条约》、《中俄改订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近代不平等条约原件的图片,以及条约附属的舆图资料。在讲座中,陈老师引导大家从条约的名称、文本格式、内容、签约人落款、舆图等细节着手,从近代不平等条约的形成过程、内容的详细规定与影响、签约人心态等角度来进入历史场境,引发了在场师生的深刻认同。同时,陈老师充分运用舆图资料,通过图文互证,详细论证了“格登山”从未被割让给俄国,也并非由长顺等人勘界时收回,对清末邹代钧、钱恂等人的观点予以辩驳。通过对《续勘喀什噶尔西北界约》等相关条约内容的解析,辅以洪钧、许景澄等人所制清末帕米尔附近地图,厘清了清末对帕米尔地区边界的认识及其丧失过程。

工作坊开幕式在中国人民大学汇贤大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教授主持。《清史研究》主编祁美琴教授在开幕致辞中表示,随着信息技术和学术研究的逐步深入,数字人文日益成为清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清史研究》编辑部希望通过此次工作坊推动数字人文在清史领域的进一步应用和发展。

讲座分为三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彭刚教授讲到西方史学的理论自觉、问题意识和史学实践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历史学研究离不开理论自觉和问题意识。历史学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传统史学看重史料的搜集与运用,但对于理论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彭刚教授进行了三个层次的说明。首先,历史具有双重意涵,应当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他提到了20世纪西方史学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段,分别是长时段—结构、中时段—局势和短时段—事件。布罗代尔区分了不同的历史时间,打破了传统史学将时间看作线性与一元性的观点。其次,历史学家不能摆脱理论预设与问题意识。彭刚教授强调了理论自觉与问题意识在史学实践的重要性,并举出NatalieDavies所着《档案中的虚构》一书做说明。这本书利用法国16世纪司法案件档案,研究在押犯人委托书写赦免文书。该书“Fiction”一词不仅是“虚构”,还意味着对材料的“想象、整理、编排。”这本书通过犯人与委托人之间文书写作“套路”的研究,反映出该时期法国司法制度、身份认同、人际交往等内容,同时,对于档案材料的编排把握,也反映出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第三,不同的理论视野、问题意识,导致不同的历史研究对象和历史研究方法。彭刚教授举E.P.Thompson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研究、还有夏蒂埃与达恩顿的例子做了具体说明。历史学的理论自觉与问题意识,一方面对历史学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史学研究中的新领域、新方法,也在不断地刺激历史学理论的发展。

澳门新葡8455最新网站,讲座最后,陈维新副研究员介绍了台北故宫对近代不平等条约及舆图资料的整理进度,预告将于今年下半年举办“清季中国西南边界条约舆图特展”,欢迎大家参观交流。随后,围绕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条约与舆图问题,与在场师生进行了问答交流互动,本次讲座资料丰富、学术气氛热烈,取得了圆满成功。

整个会议分主旨报告和专题报告两个部分。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教授、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分别以《清代缙绅录数据库及相关问题》和《清代命案率历史:另一种东西方大分流?》为题进行了主旨报告。李中清教授在报告中就其正在进行的《清代缙绅录数据库》项目缘起和目前进展状况进行了详细说明。同时,除应用清代进士题名录等其他相关材料内容与缙绅录数据库已录入主要变量进行匹配说明外,李教授还利用目前已经输入的45万余条记录就清代旗人、民人在清前、后期所占官员比例以及进士、举人等在州县官员方面的比例进行了展示。陈志武教授在演讲中认为,除却以往学界常用的以收入和人口统计作为评判普通人群生活质量的标准外,安全感也应该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由此出发,他以命案率作为人们安全感的代用指标,对“康乾盛世”和“道光萧条”进行了重新考察。通过对清刑部“黄册”等材料的统计分析,陈教授根据清代命案率呈现出明显的在康乾盛世期间逐步上升,而在1820年之后逐步降低的曲线,提出了“康乾盛世期间,以暴力风险围度测度的生活水平下降,而19世纪则在提升”这一不同于以往传统看法的新观点。

第二部分,彭刚教授讲到历史学的碎片化与历史综合。碎片化问题是现代学术分工的结果,它在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条件下分别表现出不同蕴含。欧美史学在专业化、碎片化的同时,从整体上观察历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且取得了诸多值得重视的成就。全球史,包括所谓的“大历史”,都在努力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整体的历史。这里,彭刚教授提到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一书,该书把宇宙
130 亿年的历史浓缩成13
年,现代文明的历史与宇宙、地球以及人类文明史相比,如此短暂却又发生如此多的惊人变化,产生很不一样的感受。彭刚教授认为,历史研究应妥善处理碎片化与历史综合的关系,可以“小题大做”,但是一定要有更远大的关怀。真正的历史综合要展现整体的历史视野,它不可能每个细部都描画得极其细致,也不能简单地把二者对立起来。

澳门新葡萄京,在专题报告阶段,与会学者围绕“数据与经济史研究”、“数据库建设与清史研究”、“GIS应用与清史研究”三个专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论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热烈讨论。涉及的学术问题包括如何利用数据进行清代政治权力格局、社会流动、国民收入核算、市场体系、工业布局、城市发展、利率、政府与环境难民关系研究,以及历史数据库的分类、设计及其与清史研究的关系等。华林甫教授、林琬一同学、林展博士还分别就清史所在研的三个数据库:《清史地图集》、《清代灾荒纪年暨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和《清末民国社会调查数据库建设》进行了详细介绍。

第三部分,彭刚教授讲到史学多元化的问题。史学的多元化发展过程中,接纳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影响,它是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反映和写照,背后有很现实的原因。随着职业化史学的发展与历史学从业者的增多,历史学日益走向多元。20
世纪 70、80
年代以来,历史学发生各种“转向”,各个学科对于造就历史学的多元化局面功不可没。彭刚教授提到,量化史学的方法曾经一度被布罗代尔之后的勒华拉杜里等人视作历史学唯一可行的发展方向,但量化史学不能满足人们原本过高的期望,反而成了“叙事的复兴”的一个原因。这并不意味着量化方法走到了终点。相反,在后来的社会史、经济史乃至书籍史等研究领域中,历史学家们在清晰地认识到量化方法有效性的范围之后,量化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变得更加复杂精致。在传统史学经历各种“转向”之后,历史学的多元化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在圆桌讨论阶段,与会学者就数字人文在史学发展中的应用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建立起通用化的历史数据库平台至关重要,在元数据、标码规范方面最好有统一协调。学者各自进行数据库建设时,最好留有通用的接口,便于相互之间的数据整合。在此过程中,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学者与计算机学者之间在科研、学生培养、经费等方面的密切合作尤为关键。同时,为了数据库资源的持续发展和发挥最大价值,“众筹”方式、商业化的操作应该成为建设数据库的途径,已建成的数据信息资源也应做最大限度的公开。在座谈中,有学者亦认为相对于独立性强的数据库建设,适用范围广的模块开发应值得关注。

彭刚老师的精彩演讲赢得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随后黄兴涛老师对讲座进行简单总结,彭刚教授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讲座圆满结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清史研究》编委会主任黄兴涛教授致闭幕词。黄兴涛教授表示数字人文发展在目前史学研究中所代表的开创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梁启超百年前所提出“新史学”新的起点。历史学者应该积极发挥作用,做出一些具有示范性的、典型的数据库。数据库的建设使史学站在了一个新的高点,其资料、视野的广阔性有助于克服目前史学研究中“碎片化”的倾向。最后,黄兴涛教授希望大家要在紧紧抓住史学的本质,即“反思性的再现过去和反思过去”的基础上做出高质量的数据库,推进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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