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伟教授明确指出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作为纂修之史的史学着作

2019年3月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清风学社主办的“历史的声音”——首都高校研究生论文研讨会在人文楼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会议强调“声音”的再现,倡导研究者以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材料及多元学科的应用,细致探勘过去、挖掘被淹没的历史,从而展现清代历史的丰富面向。学术指导委员会认真审阅后,最终在来稿中遴选出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近十所高校、十余个院系的31位青年学者参加研讨会。

2019年2月28日,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教授应邀主讲题为“纂修之史与本朝史观——以宋代为例”的学术报告。此次讲座由黄兴涛、夏明方两位教授主持,现场同学翘首而待,座无虚席。

2019年2月2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一讲正式开场,来自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着名历史学家刘志伟教授作了题为“人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的精彩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黄兴涛教授和夏明方教授担任主持。

3月2日8时,研讨会开幕,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刘文鹏教授、胡恒副教授及清史研究所董建中副教授、胡祥雨副教授与来自各高校的青年学者们一同参加了开幕式。《清风学刊》主编、清史研究所2017级博士生黄蕙如主持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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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伟教授,曾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主要着作有《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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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老师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研究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史,中国古代制度史和唐宋妇女史。代表性着作有:《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唐宋女性与社会》、《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朗润学史丛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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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刘文鹏教授首先致辞,他欢迎各位青年学者的到来,感谢大家的支持,并介绍此次论坛主要由清风学社的学生自主策划、执行,体现了清史研究所硕博士在学术活动方面的独立与担当。刘老师还提及,此次研讨会是为今年11月将举办的青年学者论坛做准备,诚挚邀请各位青年学者届时参加。清史研究所副所长胡恒副教授随后发言,他鼓励今后可以继续组织这类针对北京高校的论文研讨会,他指出本次会议研讨论文的选题和写作体现了北京地区鲜明的学术风格。此外,他还提到青年学者在交流学术的同时还能够增进友谊,青年时代的学术友谊是真挚而可贵的。开幕式结束后,与会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下合影留念。

讲座伊始,夏明方老师以幽默风趣的语言介绍了邓老师的学术影响力,并希望在座同学用心学习,潜心思考。开场后,邓小南老师由史观起手,引出本次讲座的第一个重点,即:如何看待史料和认识历史。

讲座伊始,刘志伟教授明确指出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国家的历史”与“人的历史”两种研究路径,认为这两种取向一为自上而下,一为自下而上,但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不过从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历史学的传统或正统研究路径,就是记述“国家的历史”,近代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及社会科学的影响,史学研究开始向“人的历史”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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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老师指出,看待史料和历史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迥异。结合梁任公以史料为史学研究证据的观点,她认为:对于材料的敏感程度和深追辨析能力,是对研究者基本素养的考验,史料作为历史事实的痕迹,要潜心追索;作为历史撰述的证据,要覃思检验。宋代是当代人修当代史较为发达的朝代,并对史书体裁多有讨论。邓老师以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察》提出的“记载之史”和“纂修之史”为基础,以“张孝祥建议重订《日历》”、“汪大猷建议删定《实录》”等历史事件为例,进一步指出,在官方史册中,作为纂修之史的史学着作,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无法真实地反映历史事实。

刘教授以《史通》、《说文》为证,阐明了作为国家记事书的历史,其影响甚至直贯近代,比如钱穆先生撰写的名作《国史大纲》就是在国家历史逻辑下的展开的。在刘教授看来,作为“国家的历史”,其书写特点包括:以治乱更替为研究中心,后在进化论观念影响下又以文明进步为中心;以官方档案、典籍为史料;在文人话语体系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同构;对历史“真实”和“正确”的迷信;国家和文化的本质化。与传统史学相比较,取而代之的新史学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比如从“英雄创造的历史”转变为“人民创造的历史”;从“帝王将相的历史”转向“劳动人民的历史”;从“眼光向上的历史”转向“眼光向下的历史”;从“王朝国家的历史”转向“民间社会的历史”。而其与前者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国家历史与人的历史的不同立场。

“历史的声音”首都高校研究生论文研讨会合影

在前述问题的基础上,邓老师将讲座的核心引向“文本考古”的概念,认为文献并非一次完成的静态产物,而是历史动态变化的结果,史学工作者应该努力认识产生这些结果的文化过程。从政治史的角度观察“纂修之史”与“本朝史观”的关联,重点不在于考订材料的真伪精梳,而是试图探讨历史记载被政治化深入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因由。如,《贞观政要》卷七记载了房玄龄根据唐太宗的要求呈进删略之后的编年《国史》;《郡斋读书志·后志》记载了淳化时期王禹偁对于太宗“取《实录》入禁中,亲笔删之”的隐忧,均体现了政治权力在修撰史书的过程中的逐步渗透。与此相应,士人通过纂修史书,表达的是自身的书写和追忆。韩琦和石介对于《三朝圣政录》太祖事迹的讨论,其所呈现的,即是当时士人如何通过对记忆的“涂抹和渲染”,以求塑造垂范后世的帝王形象。

那么到底什么是“人的历史”?他认为,所谓“人的历史”是指两个方面:以“人”为历史的主体;以人的行为作为历史解释的逻辑出发点。向“人的历史”转向的动因又是什么?刘老师认为就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老祖宗”那里去。他引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内容:“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体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刘老师随之加以阐释道: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的人的历史,不只是“要有鲜活的人和人的活动”(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前的历史,往往也有鲜活的人和人的活动,例如《史记》就是非常好的典范),而是“要从有生命的人出发去解释历史”。

本次论坛以“纭纭众声:清代制度、社会文化”和“寰宇传音:清代边疆民族与对外关系”为主题,分设两个会场,进行了四个单元的研讨。上午,在两个会场分别围绕“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和“清代边政管理和边疆治理”进行A组的讨论。下午,两个会场分别围绕“清代政治生态与社会研究”“清代对外关系与中外交流”进行B组的讨论。《清史研究》主编祁美琴教授,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刘文鹏教授、阚红柳副教授、胡恒副教授及清史研究所董建中副教授、曹雯副教授、胡祥雨副教授参与各分会场的讨论,倾听青年学者们的思路,并给予学术指导。每组的论文交流都十分深入,青年学者们真诚地提出建议、认真地切磋讨论,气氛热烈而友好。

至此,一个备受同学关心的问题逐渐浮现出来,即,如何从精心修理的历史文本中读出原貌?邓老师通过几个例子给出了切实具体的答案:其一,当从“没而不书”处看历史“书写”;其二,注意历史书写的减法与加法,即注意史料的书写技巧的涂抹与渲染,并以审慎的态度,分清是“叙事的空白”还是“史事的空白”,在不疑处有疑;其三,要注意士人的“资治”意识,即士人修史的政治责任感。

接下来,刘老师从历史学的社会科学转向谈及从“国家的历史”向“人的历史”这一反式转变的直接动力。他认为,19世纪以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直接影响了史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如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等学科,均已以人为出发点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刘老师尤其注重人类学视野中的“人”,认为人类学所研究的是生物的人和文化的人,并以生命和肉体的生产与再生产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对婚姻、家庭和亲属关系的研究,以及对各种文化的探讨,而其焦点集中在我们怎样去理解人对自己的认知、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比较分析人类文化的不同,并一步步揭示全球化的过程。而历史学中“人的历史”,是与人类学的逻辑相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刘志伟教授一再强调,转向“人的历史”并不意味着否定以国家为主体历史。因为我们不能抛弃“治乱兴替”来谈历史,不能枉顾历史事实编造一部历史;再者,历史需要以国家作为主体去讨论文明进步的线索,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是无法被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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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老师总结指出,本次讲座的重点,并不在于材料本身的是非真伪,而在于治史需在“记载之史”的“纂修”痕迹处下工夫,在明确史册层累形成的同时,分层辨析,要在具体说法上注入心思;对于史料一定要不厌其繁,不厌其精,经过一个细致的“考信”,史学研究才能见真工夫。

讲座最后,刘老师以两个例子来说明“人的历史”在实际研究中的应用。首先,他以G·W施坚雅构建的“地方体系的层级结构”为例,阐释从人的行为推演出的理论模型和从国家立场出发推演来的理论模型的不同。他用“沙滩原理”作为模型演示了该理论的建立逻辑,并认为这项研究的真正启发意义并不在于“六角形”理论本身,而在于在“人之互动的空间形构”框架下解释国家。接着,刘老师又以郑和下西洋为例,揭示了在单一“国家历史”逻辑下的认知偏差。在教科书及我们固有理解中,郑和以后中国人放弃了航海事业并远离了海洋世界。但史实表明,无论郑和下西洋之前,还是以后,都有大量中国人活跃在南海和印度洋,即使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东南亚与印度洋海洋世界的霸主仍然是中国航海家。这两个例子集中凸显了刘老师所主张的“人的历史”解释力度,前者是从人的互动过程对施坚雅的区域理论进行重新解释,破除以往以国家为核心的解释模式之局限;后者突出国家之外的民间力量的历史主体性,并将视野从大陆转向海洋,拓展了中国历史书写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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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进一步指出,“纂修之史”凝聚着前代史家的智慧,集中体现着“史学”的变化历程。我们面对的历史记载中,有事实,也有润饰和塑造,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需要把层层包裹的解释与史实本身剥离开来。在讲座的最后,邓小南老师使用马铃薯,蒜头和洋葱三种蔬菜,风趣且生动地比喻我们所见的史料:是如马铃薯,剥开一层即是完整的史实原相;还是如蒜头,剥开之后是多种史料围绕着一个历史事实;亦或如洋葱,需要我们层层探索,寻求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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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结束后,黄兴涛教授和夏明方教授分别结合自身研究交流了感想,并就研究路径及治学方法等问题与刘志伟教授进行了交流。刘老师耐心解答同学们的问题之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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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老师的讲座旁征博引,风趣充实,让人对邓老师深厚的史学功底叹止仰止,又让人潜心反思,深受启发。黄兴涛老师总结认为邓老师所讲的内容“既是基础,又是前沿”,对概念史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讲座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踊跃发问,邓小南老师针对同学们的问题深入浅出、耐心解答,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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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分会场讨论结束,闭幕式在人文楼410会议室举行,由清风学社社长、清史研究所2017级博士生林哲艳主持。首先,各分会场代表进行汇报,华东师范大学蓝愉婷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姚文君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王科杰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沈淼硕士分别作为小组代表针对各小组讨论的内容,从选题角度、文本结构、创新之处等方面加以总结,并把讨论中的收获与在座学者们分享。随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佟斯文作为学者代表发表感言,他表示有幸参与这次研讨会,将自己的文章拿出来与各所高校的学者们交流受益匪浅,并就自身对古代史研究的体会进行了分享。最后,清风学社社长林哲艳博士以两个关键词“感恩”与“长青”为本次论坛作结:感恩各高校青年学者的积极参与和恳切交流,感恩清史研究所师长们的指导和关怀,感恩清风学社的成员的筹备和服务;也愿清史研究长青,愿与会学者们的学术友谊长青!至此,“历史的声音”首都高校研究生论文研讨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文/杨亚迪,图/白雪,何永智,李伯禹,杨亚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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