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地图和历史地图有较大差距,明清后宫制度的比较与思考——兼与新清史对话

清代政治史研究工作坊第二十三期:

2019年4月4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有幸邀请到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任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的唐际根教授,为我校师生带来题为《东西大对撞:现代考古学如何进入中国》的讲座。唐教授从东西方交流的角度,梳理了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后的50年间中国考古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道路,并分享了个人的研究经验和从业体悟。

2019年3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六讲如期开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历史学院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华林甫作了题为《历史地图的来龙去脉》的讲座。讲座分上、下两个部分,一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与范畴,二是他所主持的清史地图集项目成果。以下为讲座实录,有删节。

毛立平:传承与变革:明清后宫制度的比较与思考——兼与新清史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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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1日星期四上午9点,在人民大学人文楼如期举行。本次讲座由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清史所副所长刘文鹏教授担任主持人,主讲人清史所副教授毛立平,讲座主题:《传承与变革:明清后宫制度的比较与思考——兼与新清史对话》。祁美琴教授、董建中副教授、曹雯副教授作为本次讲座的参会嘉宾,众多历史系博、硕士同学前来听讲。毛立平副教授和在场师生分享了她近两年的后宫研究成果,引发了在场师生的热烈讨论和思想碰撞。

唐际根老师首先介绍了西方考古学的发端,指出,19世纪下半叶,西方考古学在达尔文的进化论、蒙特留斯器物类型学、莱尔的地层学三个理论的推动下走向成熟,至20世纪20年代已经完全成熟,而同时期的中国考古学还未萌发。那么,考古学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呢?唐老师认为,此时中国考古学的发端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促成。其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文物大量的流失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关注;其二,20世纪初中国疑古派的崛起,中国早期历史受到了置疑,又适逢西方考古学的成熟,为重建上古史提供了新方法,由此中国考古学的发萌呼之欲出。同时是在中国金石学的影响下,殷墟成为考古发掘的首选之地;加之此时如李济、梁思永等专业人才学成归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付诸于殷墟考古实践。在这些要素的综合推动下,以1928年殷墟考古发掘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

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与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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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老师进一步指出,在殷墟考古发掘过程中,中国考古学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进步。1931年,学成归国的梁思永先生改变了殷墟发掘的方向,他一改前人运用的“水平层位发掘法”,运用“自然层位发掘法”并发现了中国考古学史上着名的“后岗三叠层”,让此时中国考古学的实践直接与西方考古学相衔接。在器物学的发展方面,李济先生于《殷墟陶器图录》中独创了将文物器型用数字编号来表达的分类方法,然此分类法因与器物功能分类相抵,后被弃用。1934年,苏秉琦先生结合蒙特留斯的分类法创造了新的分类方法,器物类型学在中国诞生。此后不久抗战爆发,中国考古学进入停滞期。20世纪50年代,殷墟发掘重启,但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深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为了与此时学界“古史分期”的大讨论相契合,殷墟考古有意勘探并发掘殷商奴隶祭祀坑,用以印证奴隶制的残暴。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国考古学才回归正轨,重启与西方考古学的对话。

首先,华教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历史地图和古地图的定义,明确二者的差别。他指出古地图,是古人、近人绘制的“当代”舆地图,比较着名的有:考古发掘的天水放马滩地图、长沙马王堆地图,以及传世的《禹迹图》、《华夷图》、《广舆图》、清朝皇家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十三排舆图,此外还有海内外庋藏的清代各种舆图等。“历史地图”则是指“今人”以历史上某个年代或时期的地理状况为内容所编制的地图,因表现对象为编绘者所在时代以前的历史时期内容,习称“历史地图”。古地图研究属于文献学范畴,其成果多属于古籍整理与研究;而研制编绘历史地图要经过选题、谋篇布局、考证与结论、底图购买、技术路线等环节,是以地图形式来呈现的科研成果,属于学术创新研究。古地图和历史地图有较大差距,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学术领域。

以上问题激发了在场师生的讨论和交流,唇枪舌战中毛老师继而提出了一个更大的论题“为什么清朝离我们更近,但我们对后妃的了解却更少?”,由此展开了最后一部分的讨论:宫壸肃清的明清宫廷。她认为:明朝后宫参与政事的程度要高于清朝。清朝较明朝进一步严格和细化了宫规以避免丑闻。她以乾隆为例,以三则史料为证,认为外界看到的被皇帝尊崇无比的太后,实际上是在“太后要隆尊养”的范围内,乾隆对母亲下定的规矩和管束相当严格。

唐老师强调“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端、发展,不能孤立地看,要和社会发展、历史进程联系起来看”,考古学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就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在展示了丰富多样的海内外古地图与历史地图掠影之后,华教授以英国伦敦国家档案馆藏太平天国运动的地图为例,提出“地图史料的价值应与文献史料同”。他认为,尽管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文字史料大部均已被发现并运用,但新发现的相关舆图仍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总结而言,清帝比明帝更加严格的执行了宫廷内外隔绝制度。加之清朝修女都是在旗人中选拔,所以普通文人汉官对后宫之事基本无从得知。雍正朝秘密立储制度客观上切断了皇位继承人与后妃位号之间的直接联系,以及大臣在决定皇位继承人上可以起到的作用。

唐教授从事安阳殷墟的发掘已有20余年,至今已发表了诸多中英文论文及多部专着,并为推进殷墟的保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坚持不懈、满腔热情的“殷墟精神”让我们感触颇深,受益匪浅。

在此基础上,华老师进一步强调: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的第二语言。编绘历史地图和历史地图集是中国舆地沿革之学的优秀传统之一,可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提供除文字史料外更为丰富的研究内容。西晋裴秀主持的《禹贡地域图》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见于记载的历史地图;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首创“古墨今朱”的历史地图编绘法;北宋税安礼的《历代地理指掌图》是留存至今最早的一部古人编绘的历史地图集;清代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是历史地图绘制史上的里程碑。清末民初历史地图集的编绘以疆域、战争、政区为主,这个传统绵延不绝,被1949年以后的历史地图集所继承。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地图的编绘更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尤其是以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不仅具有极为重要的开创性意义,还是学术性与创新性俱佳的优秀作品。

交流提问环节中,在场师生各抒己见,祁美琴教授认为清朝内务府从功能上取代了女官这一结论有待推敲。董建中副教授从整体出发,认为在明清对比中应该考虑朝代的特殊性,特别是康熙朝存在很多不属于制度健全时期的现象,要区别看待。曹雯副教授肯定了后宫研究的困难度和趣味性,几位学生也对明清的延续性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最后,主持人刘文鹏教授对讲座做了总结,认为后宫研究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对清史研究有启发性的作用。

讲座由黄兴涛教授主持,邀请魏坚教授评论。

华老师认为,迄今为止的历史地图集大体可分为四类:综合类、专题类、区域类、断代类。专题性的历史地图集包括《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等;区域性历史地图集如《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北京历史地图集》、《广东地市地图集》等。但各类地图集的编绘仍存在非常不平衡的状况,其中省级历史地图集编撰方兴未艾,专题性、区域性的历史地图集也较为发达,断代历史地图则付诸阙如。据此,华教授对照国内外学术界现状,进一步强调应该且有必要弥补断代历史地图集之缺,研制编绘《清史地图集》。

文/刘蕊 图/魏坚老师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清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

华教授从研制方法,技术路线,学术考证等方面介绍《清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同时强调了地图作为史料的重要意义。

《清史地图集》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其学术团队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及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大批师生和学术界同仁。该继承与创新并重,一方面继承传统的考据方法,对绘制在地图上的任何点、线、面,都须由文献为证,且“孤证不立”,既不能轻易相信任何史料,但又离不开史料,并且提倡扩大史料范围,另一方面,华教授又提出“舆图也是史料”的新概念,兼采地理学的实地考察之法,组织团队成员到全国各地考察,重在通过田野现场解决地图绘制的疑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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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地图集》图幅包括了全国图、省域图、城市图、失地图、租借地地图等六十九幅,华教授对此逐类展开介绍。讲座现场,学术团队的同学们用四个行李箱搬运来了《清史地图集·释文》材料,供大家参阅,可谓卷帙浩繁、“汗牛充栋”。地图集释文不仅呈现了地图集编绘工作的清晰脉络,更是整个学术团队辛勤探索的重要成果。

在《清史地图集》的研究基础上,华教授针对现有地图无法反映历史时期的疆域、政区界线动态变化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制作QDGIS的构想,以进一步方便历史地理学者进行研究。

华教授图文并茂的讲座,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来自诸多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地域、多样主题形式的地图,启发我们注重文字史料和地图史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树立做学问应该在不疑处存疑,善于发现问题的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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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甫教授,历史学博士、地理学博士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历史学院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和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地名学会常务理事。曾为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洪堡大学访问学者,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地名学、地图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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