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提出在天文与天命的研究中值得讨论的四个问题,曹老师分析了早期租界的形成与相关法权等问题

2017年1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大正老师,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课堂上,作了“中国边疆治理:从历史到现实”的专题报告。

2017年12月20日下午两点,香港教育大学郑吉雄教授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四层大会议室作了题为“天文与天命:经史文献中天文资料的解读”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文献学系列讲座”的第六讲。讲座由黄爱平教授主持,历史文献学教研室李晓菊教授、教研室主任曹刚华副教授、阚红柳副教授、廖菊楝老师、宋瞳老师与历史文献学专业学生及校内外的史学爱好者一道聆听了精彩报告。

2017年12月28日上午,由清史研究所古代史教研室主办的“清代政治史研究学术工作坊”第十三期在人文楼四楼大会议室举行。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曹雯将新作《清末租界发展始末考》,向到场的老师和同学做了报告。本次工作坊由刘文鹏教授主持,祁美琴教授、董建中副教授、毛立平副教授、胡祥雨副教授及硕博士共二十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马老师从“中国边疆的界定及其发展大势、历史特点与战略地位”、“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形成的共识和当代启示”、“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演进阶段和治理举措试议”、“中国边疆治理的战略思考”等角度来分析中国的边疆治理。在近三个小时的报告中,老师博古通今,旁征博引,既追溯历史,探索中国边疆的特点;又把握发展大势,重视对现今边疆治理的战略思考。在马老师的讲解与引导之下,历史学院的硕士一年级学生对中国边疆治理有了更为全面的的认识。

郑吉雄教授现任香港教育大学文化史讲座教授,曾任香港教育大学协理副校长,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荷兰莱顿大学欧洲汉学讲座,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访问研究学人,美国华盛顿大学亚洲语言与文学系访问学者,曾访问亚洲及欧美多所着名大学。研究领域包括《周易》、中国思想史、经典诠释学、清代学术思想史、东亚儒学及文献学等,着有《易图象与易诠释》、《戴东原经典诠释的思想史探索》、《周易玄义诠解》等多种专书。

“租界”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得到史学界的关注,硕果累累。曹雯老师在此基础之上,将学界尚未过多关注的问题深入挖掘,提出创见。

报告结束后,同学们积极发问,马老师一一耐心解答。最后,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马老师的精彩报告,老师以近80岁高龄,坚持传道解惑的精神也值得同学们敬佩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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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教授开场便称自己所做的研究是“任性的研究”,由读书到研究,最初的关注点在浙东学术,进而由浙东学者的学术领域进入到《易经》的研究,又因为关注阮元,在阅读《畴人传》的过程中,对天文律历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逐渐生发出一些关于“天”的思考。接着从自己此前撰写发表的论文《释天》讲起,对“天”字的字形展开讨论,评价了王国维、冯友兰等学者关于古人天道观念的研究,认为前贤在此问题的研究上,或重视训诂,或强调义理,事实上,二者都十分重要,应当采取义理、训诂结合的研究方法。

本次报告主要分四个部分。首先,曹雯老师谈到自己关注此问题的缘起。在阅读《粤海关志》等与“十三行”相关的历史文献时,曹老师发现在“租界”形成的过程中,传统的“十三行”贸易体制及管理办法影响重大。“租界”也并非是完全是一种“新事物”,它本身对传统因子有一定延续。这也是本文创新之处。曹老师强调不应该割裂历史事物的延续性,而应注重事物变化发展过程,挖掘其背后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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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曹雯老师介绍了鸦片战争以前外国人在广州的贸易居住地情况。在曹老师看来,广州的外国人必须居住在中国当地政府指定的特别区域内,活动也受到限制,不过他们也乐意居住在这里。他们不直接与官方政府人员接触,而是需要行商等进行间接交流。这就为鸦片战争之后在外国人居住地的管理方面留下了隐患,即原先由行商的间接管理,在行商制度取消后,谁来继承这一管理权。当然,这一时期的外国人并未享受到任何法权,反而受到中方的严格约束。

郑教授从“天”的字形、字义及相关观念入手,进入“天文与天命”的讲题,对殷人、周人关于“天命”的观念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在天文与天命的研究中值得讨论的四个问题,问题一:“三正”是史实抑或托古?问题二:观象修历,方法为何?问题三:天象位移,星历失准,是否代表“天命”不可知?问题四:“天命”究竟可不可知?针对这四个问题,郑教授展开详细讨论,一一予以解答。认为三正确实存在;古人观象修历的方法很多;天象位移,星历失准等问题,并不代表“天命”不可知;“天命”实际上在可知与不可知之间。郑教授认为,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与王朝的正统性存在密切的联系,古人在知“天命”的过程中存在着两难,一方面“天命论”可以支持新政权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为篡夺者提供造反理由,因此统治者不得不对观象修历予以管理,借以维护自己的统治。

再次,曹老师分析了早期租界的形成与相关法权等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之前的面貌发生转变。英法美等国相继获得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的领事裁判权、自治权及划地租借权。但要注意的是,在这一系列“新面貌”的背后,有着传统因素的延续。在广州新的租界上,旧商馆被改造后继续利用,旧的商业抑或生活方式也在延续。在广州的外国人依然受到种种限制,延续着从前行商制度下的十三行式生活,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也主动的将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这正是由于广州对外国人的反抗最激烈的结果。

在讲座结束后的互动环节,老师和同学们踊跃发言,积极提问,将气氛引向高潮。讲座最后,黄爱平教授进行了总结,表示郑教授深厚的学养、深入的研究和创新的见解使得大家在此次的讲座中获益良多,两个半小时的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最后,曹雯老师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租界的快速发展及其相关法权的持续扩大问题。不平等条约的再次签订,使得西方各国在中国的权益不断扩展,直至租界内的立法权和裁判权完全落入外国人手中。在本节,曹老师以上海为例,着重阐述了上述变化。由于受到天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上海租界内外国人实际上已经采取了超出条约规定的相关措施,开始吧租界看成自己的领地,成立专门管理租界的机构,而清政府在此情况下也不得不接受这一切。战事结束后,清政府也对这一既成事实采取默认态度,逐渐造成“国中国”的形成。上海租界也就演变成具有殖民性质的地域,并且这一样式也对其他港口的租界提供了模仿范本。可以说,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发端始自上海。

曹老师总结到,租界最开始不是作为殖民地而诞生的,租界发展成具有殖民性质的地域有其过程。最开始外国人自觉与中国人街区分离,其实是广州十三行旧商馆运作方式的延续。在鸦片战争后其性质开始变化,外国人开始不断将中国应有的法权从租借内排挤出去,直至他们在租界内拥有绝对的法权,由此租界的殖民地性质成为事实。

随后,在场师生就“清末”、“清季”、“晚清”等相关史学时段划分、“半殖民”等相关概念用法、中外人员划区居住的思想来源、学界对此问题的相关讨论、外国人在租界内的活动到底受到多大限制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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