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致地介绍了乾隆时代清宫玉器工艺,人类社会由强调

近期,本所获得科研奖励若干,具体是:

2018年12月6日上午,由清史研究所古代史教研室主办的“清代政治史研究学术工作坊”第二十一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汇贤楼C401会议室举行。本次工作坊主题是“乾隆时期的宫廷玉器与文化构建”,特别邀请了颐和园文物部主任隗丽佳、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徐琳、张震,英国华威大学博士李瑞丰、颐和园文物保管部助理研究馆员臧辰垚分别作了报告。本次工作坊由刘文鹏教授主持,祁美琴教授、董建中副教授、曹雯副教授、胡祥雨副教授和所内外硕博士参加了此次活动。

2018年12月2日下午,清史研究所四十周年系列讲座之“人类原初社群及其当代遗存”于学生活动中心东厅举行。此次讲座由王明珂教授主讲。王明珂教授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游牧社会与族群现象,曾长期在青藏高原东缘从事结合史学与人类学的羌、藏族田野考察。杨念群教授主持。

本月初,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评奖结果正式公布,黄兴涛教授《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荣获二等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设立于1998年,授予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包括通史、断代史、专史、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古人类学等方面有突出建树的中国籍学者(含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侨居在海外的中国籍学者),被誉为中国史学最高奖。本届共评选出一等奖1部、二等奖6部、三等奖12部和提名奖2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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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科研总结与表彰大会召开,公布了2018年度校级科研奖励。华林甫教授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奖,清史研究基地科研秘书李静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秘书荣誉称号。

颐和园文物部主任隗丽佳作了题为《颐和园园藏玉器精品简析》的报告,为到场师生介绍了颐和园藏清代玉器的基本情况及其特征。她指出颐和园藏玉器数量较多,时代上至商周,下至民国,覆盖时间长。其质地多样,种类丰富,几乎囊括了中国玉器的所有类别。主要来源是清宫旧藏与他处调拨。颐和园园藏玉器具有年代跨度大,品类丰富;清代藏玉数量多且种类较广;清乾隆时期大件实用器少,小件文玩多;带款识玉器和乾隆御制、御题玉器特色突出等诸多特点。最后,隗老师也强调了在圆明园“御宝璆琳”玉器展之后,希望能够继续和深化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合作,共同推进公众教育。

讲座伊始,王明珂教授与同学们分享了他在田野考察时发现的奇特现象,即几乎所有封闭孤立的羌族村寨中,或多或少都有若干女人被怀疑为对丈夫或家族不利的“毒药猫”。王明珂教授向我们解释,这种现象实际上反映了人类社会中的集体恐惧、猜疑与暴力。随后,又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人性中的暴力根源究竟为何?是否源于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经验?若如此,则这种经验又如何传递至今?带着这一系列疑问,王明珂教授回顾了与此相关的弗洛伊德及芮内·哈吉德的宗教起源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宗教源于人类史前社会中的弑父事件。芮内·吉哈德则修正了前者的原始弑父事件之说,他认为原初谋杀事件是真实存在的,但并非单一事件,而是世界各地都曾发生。吉哈德强调的并非让人又敬又恨的“父亲”,而是在模仿欲望下相互忌恨的“弟兄”。他认为弟兄间的敌意,以及集体施暴于代罪羔羊来消弭潜在冲突,才是许多宗教及其仪式的源起:如其所言,弗洛伊德之宗教起源学说,需要其代罪羔羊理论来补足始能完备。王明珂教授认为,“毒药猫”实即芮内·吉哈德的“代罪羔羊”。弗洛伊德及芮内·吉哈德理论中的“人类史前社会”当指新石器时代,而真正巨大的改变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因定居及农业生产,使得人口与聚落增加,人群间的敌意与冲突增强,制度化暴力及防御性城墙亦随之出现。但是,在当今高度发展的社会自然无法寻求与之相似的考察样本,王明珂教授遂引领我们将注意力转回到了相对“原始”的羌族村寨。

2018年12月19日,第二届普隐人文学术奖公布,本所胡恒副教授获奖,其他四位获奖者是南京大学文学院卞东波教授、中西书局李碧妍编辑、清华大学历史系方诚峰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徐冲副教授。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徐琳以《乾隆玉器的工艺特征》为题,细致地介绍了乾隆时代清宫玉器工艺。她首先介绍了故宫藏清代玉器的基本情况。随后指出社会上对“乾隆工”一词存在的一些错误解释,并重新定义了该词的概念:乾隆工就是清代乾隆时期专门为宫廷制作的,且无论从选料、审料、设计到制作都符合皇家宫廷用玉的标准,能代表较高水平的宫廷玉器工艺特征的一批玉器。她指出乾隆时期的玉料来源,在平定准噶尔部之前,多是改用前朝旧玉,或是进贡、走私;其后,四部玉贡进京,为乾隆时代玉器的繁盛局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最后,她总结了乾隆朝玉器的八大工艺特征:审料设计方面存在文人化倾向,宫廷画师与朝中书法家常常参与其中;治玉工序的细化及行业化;治玉工艺的精工细作;琢字技术的成熟与发达;使用染色工艺;大型玉器的雕刻;存在大量仿伊斯兰玉器工艺、薄胎及珠宝镶嵌工艺;创新品种层出不穷;出现大量精美而专业的囊匣、配座等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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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评奖结果的公示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张震《圣德与盛世之证:试论乾隆内府的“奇珍”收藏——以〈大禹治水图玉山〉为中心》的报告,则从历史学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了乾隆朝《大禹治水图玉山》背后的隐寓。他认为,《大禹治水图玉山》的制作并非仅仅是为了歌颂上古大禹的历史功绩,而是乾隆通过历史隐寓,类比现在与过去,建立自己和古代圣王之间的平行关系。他意图通过这种方式使得他复活古史中的历史章节,将现实转换为历史的一种镜像,从而达到歌颂自己德、政兼备的历史功绩与伟岸形象之目的。

据王明珂教授在松潘县小姓沟埃溪村的羌族村寨调查发现,此一地区的社会具有如下特点:1、各家各寨平等自主;2、拥有山神信仰、地盘家神信仰,不轻易搬迁;3、房子要盖在有地盘神的老地基上;4、重地盘界限,也尊重周遭邻人的地盘界限。在这种社会之下,人们不但需要共同保护资源,也需要共同区分与争夺资源。因而邻人是亲人,而近亲也是近邻、近邻又是近敌,在这种内忧外患压力下,人们需要以相对弱小的“毒药猫”来凝聚村寨人群认同。王明珂教授将这种社会称为“山神社会”。与此相反的是,川南凉山彝族强调阶级与种姓;无山神信仰,无地盘家神信仰;常搬迁,房子爱盖在新地基上,构筑简单;不注重他族地盘界线;以对外开荒殖民来解决生存资源问题;有丰富的家支英雄、战争与迁徙记忆;血缘认同重于空间人群认同,王明珂教授将这种社会称为“英雄祖先社会”。

澎湃新闻:第二届“普隐人文学术奖”获奖名单揭晓

英国华威大学博士李瑞丰《从嘎巴拉宝盒和自强不息玉玺看欧美玉器收藏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介绍了欧美国家玉器收藏的起源、来源以及现状。他认为,19世纪末,由于皇室及公私博物馆的建立,出现了以英法为代表的中国文物收藏热潮。而此时,中国文物也开始流入欧洲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收藏家兴起。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亚洲收藏家崛起。至2003年之后,开始出现大陆文物回流的现象。而这些回流文物大多是来自清宫旧藏的流失;抗日战争期间的流失与国民党出走时期携带至台湾;建国初文物创汇时期,中外文物的交易;改革开放初期的艺术品贸易。随后,他介绍了欧美国家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公私收藏馆与收藏家。关于如何在回流文物中建立一个有系统的玉器收藏,他认为台北养德堂玉器收藏值得效法。

王明珂教授认为,羌族“山神社会”可能是人类新石器时代十分普遍的一种人类社会结群,即“原初社群”,而彝族“英雄祖先社会”则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原初社群各据地盘,也尊重邻人的地盘,近亲也是近邻、近敌,最重要的是,不是通过对外拓殖,而是以对内共同保护、分配、竞争来解决生存资源匮乏问题。那么人类何时以及如何离开这样的原初社群而演化至复杂社会的呢?王明珂教授指出,彝族的例子显示,血缘谱系记忆及相关的亲族认同,可能是让一小人群相信自己能得到远方亲族的奥援而无惧于向外拓殖的关键。人类以婚姻关系建立各群体间的结盟,以“血缘”作为族群认同及族群边界的标记。“血缘”也在群体内区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以及区分各层级之贵贱人群。同时,“血缘”与“空间”人群认同分离;邻人是邻人,亲戚是亲戚。综上,王明珂教授推测,人类社会由强调“空间认同”至“血缘认同”可能存在着演化关系。

颐和园文物保管部助理研究馆员臧辰垚《颐和园藏玉器概况》,则详细地介绍了颐和园旧藏的具有代表性的玉器。她认为颐和园藏有周代至民国时期玉器文物1600件,主要为清宫旧藏。来源受到乾隆初建清漪园、慈禧太后改建颐和园以及古物南迁北返影响较大。收藏玉器年代以清代文物居多,且乾隆朝玉器数量最多。用途以陈设器为主,实用器为辅,材质共二十一种,明确款识文物多与乾隆时期相关。

至此,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随之而来,即近日世界中是否还有“原初社群”的“当代遗存”呢?王明珂教授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原初社群一直存在于世界各地,即使只是理想,同姓村便是其中一种形式。人类一直希望居于同一地方的人都是血亲或“同胞”;累世聚族而居、同炊共食。原初社群中人们的恐惧、猜疑、与因此集体施暴于边缘群体或个人,也一直存在于各类型人类社会。王明珂教授生动地举例,
我们在电视剧中或现实生活中,往往见有一大家庭中各房兄弟不和,乃至于让此大家庭濒于解体,但最终他们“发现”是一个小媳妇在中间搬弄是非,于是他们共同责骂此小媳妇,而让家门兄弟们重归于好,更加团结。这样的情节,事实上便是典型的“代罪羔羊”或“毒药猫”现象。

最后,在场师生就乾隆朝玉器与物质文化相关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各位报告老师也对师生的提问做了回应。

在当今社会,更为典型的例证便是民族国家。王明珂教授指出,近代民族国家虽地广人众,但仍是将血缘与空间人群结合的我族想象。民族国家的理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许多学者认为是源于欧洲的18世纪产物,这样的说法大致符合历史事实与当代现实,然而却忽略了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背后更深远的人类社会本质——“原初社群”。1806法国打败普鲁士并拿下柏林,此政治震荡激起德意志各邦国的民族主义。此时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Gichte)发表一系列文章阐述德意志民族之真谛:其中最着名的一篇便是《论德意志民族》(Address
to the German
Nation)。费希特提及的两种“民族”边界,内部边界所凝聚的人群实为族群,而在外部边界“聚居在一起”的则为空间人群。以这两种边界来定义“民族”,可以说,显然他心目中的“民族”实为一种原初社群。甚至原初社群认同中的“纯净主义”都十分露骨地表现在该文中:他认为一民族不应该吸收或融合任何不同血统传承及语言的其它民族。如此蕴含原初社群概念的民族观,也表现在19世纪至于20世纪上半叶,德国知识界及政界对“生存空间”的讨论。如弗里德里·希拉策尔之《政治地理学》,将民族国家作为一有其必要生存空间的生物体。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欧洲各个殖民主义帝国之全球空间资源争夺,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与民族生存空间概念等等,都助长此一趋势。更明显且残忍的事例是,1903至1911,德国在西南非洲对本地赫勒娄族的族群灭绝行动。

将民族与其所居空间二者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观念也表现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德国知识界之之概念上——它不只是指一“民族”,而更指的是“居住在一起的民族”,因此也是将空间社群与族群合而为一。由德意志帝国到纳粹德国时期,民族社群概念又经常与政治口号“血与土”相结合。学者们一般的看法是,“血与土”此口号,强调民族血缘群体与其土地间的密切结合;以定居且工作于土地上的农人代表德国民族,也藉此排除与此土地缺乏联系的犹太人。由原初社群概念来看,“血与土”代表的正是“居住在同一土地的人们皆为民族同胞”。也因如此,它与前面提及的“生存空间”概念,二者相互支援,互为表里。

王明珂教授最后总结道,在当今世界,“原初社群”的理想仍然存在,且不可避免地潜藏着危机。我们总是通过建构与想象共同的祖先,想象与对付内部或身边的敌人,打击与施暴于“毒药猫”与“代罪羔羊”等种种手段来实现内部的“团结”。但真正可怕的是,谁是下一个“毒药猫”或“身边的敌人”?我们进而应该真正加以反思的是:如何保证当今社会的多元并存及相互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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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教授的讲座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同时也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此次讲座由刘后滨、魏坚、刘贤等老师及200余名校内外学生共同参加,清风学社的同学则为活动的举行提供了热情周到的服务,讲座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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