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记忆不但是思念逝去的过去,这种多层面的土地产权和多样化的交易形式

4月21日下午,教育部长江学者,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院长,政府管理学院、历史学院教授孙江先生,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史学前沿”课程作学术报告,题为“记忆研究的理论谱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主持讲座。

(备注:该批资料,文献馆于2016年5月完成了统计登记)

4月14日下午,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龙登高教授应邀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史学前沿讲座第八讲,讲座题目是“清代地权市场与农户经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主持讲座。

孙江教授指出,近年来,中外学者开始关注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提出诸多论断。但对此问题有进一步理解,尚须对古今中外有关记忆与忘却的若干理论、学说和观点加以梳理和分析,形成记忆研究的完整理论谱系。

2015年 11月
10日,经由邢文军博士和夏艳博士的居间联系,美国佛罗里达州安·富善·琼斯女士及其孙女专程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文献馆捐赠了富善家族档案。黄兴涛、朱浒、张永江、阚红柳、刘文鹏、刘贤老师等出席了捐赠仪式,清史文献馆馆长张永江教授主持仪式。这批档案主要包括富善与亲友柯慕慈、富路德、格蕾丝、史密斯、安妮等人的往来信件、明信片、照片等,共计千余件。清史文献馆向安·富善·琼斯女士女士表示由衷地感谢,并向其颁发了捐赠证书。

龙登高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明清时期土地产权形态及交易形式,并以此为窗口透视传统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运行方式。讲座中,他首先指出,与西欧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经济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即地权交易和个体家庭农场经营,这两个特征相互关联,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独特发展路径。他强调,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反思有关中国土地制度的若干成说和定见,从而消除误会,澄清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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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从记忆之术、回忆之道、记忆之昧、忘却之义等四个方面作了生动而深入的讲解。他指出,记忆主要是通过“唤起”而再现过去,可分为两种,一是天生的记忆,与思维同时产生,植入人心;一是人为的记忆,是对事情和言语的知觉,由各种场所和形象组成,可通过训练提高和强化。在西方语境中,记忆和回忆(recollection/reminiscence)存在微妙差别,后者既不是恢复记忆,也不是获得记忆,且不像记忆那样可以时序不明。今天学界所研究的记忆,很多属于“回忆”的范畴。柏拉图等古希腊哲人认为,回忆就是学习;而在奥古斯丁看来,回忆更是一种救赎,人们需要“回忆我过去某事某地的所作所为以及当时的心情”,“把亲身体验到的或根据体验而推定的事物形象,加以组合,或和过去联系,或计划将来的行动、遭遇和希望”。

富善(Chauncey
Goodrich,1836-1925)是十九、二十世纪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整整六十年。1865年7月富善抵达中国,次年,他在北京通州建立起一座小礼拜堂,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生涯。1873年,富善接受美国公理会之委派,到华北大学和通州神学院担任教授。富善在中国期间,除了布道、教学和精研中文外,还主持翻译了《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整个翻译工作历时29年,这也是他作为传教士的最重要贡献。富善的妻子轲慕慈,是一位公理会牧师的女儿,她不仅支持丈夫的传教工作,并投身教育事业,创立富育女校。富善之子富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美国早期汉学家,中学时回美国读书,入读威廉斯学院。毕业后从军,后回北京在协和医院任职。193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曾出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亚洲学会会长。着有《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中国民族简史》等,与钱星海合译《元西域人华化考》。富路德之女多萝西娅·科里尔(Dorothea
Smith Coryell),晚年写了两本书:一为《中国爱的呼唤》(Love`s Call to
China: The Story of my Grandmother, Sara
ClappGoodrich);另一本讲述她自己和家人在中国的生活,名为《小老鼠人在中国》(Small
Mouse Person in
China)。这些信件、照片等资料反映了1886至1921之间富善及其家人、亲友的社会活动、生活经历、思想状况等内容。

随后,龙登高对此问题作了阐述。他首先梳理了明清时期多样化的地权交易形式,指出,在战国、秦汉直到隋唐时期,地权交易主要形式是使用权租佃和所有权买卖,农户的选择比较有限。到了宋代,在租佃和买卖之间出现了“典”,并成为主要交易形式。及至明清,又出现押租、活卖等交易形式,形成了多样化的地权交易格局。具体而言,租佃采取后付租金的方式,是对佃农劳动与经营及其收益的变现,能释放佃农的经营能力,实际是土地与劳动力的结合。押租制是佃农用现金购买佃权,也是地主未来地租的变现,促进土地向有财力和能力的佃农配置,提高了稀缺资源的利用率。典则是地权所有者出让约定期限的土地控制权与收益权,获得现金或钱财的一种形式。与抵押不同的是,典采取先让渡物权的方式,并通过回赎机制保护业主或债务人对土地产权的控制。抵押则采用后让渡物权的方式,加之约定期限一般较短,很容易导致土地所有者失去土地。

孙教授指出,口传时代,记忆主要体现在神话、家族谱系、带有巫术性质的仪式及其所传达的知识等上面。随着书写工具的出现和普及,记忆从听觉转变为视觉。后人将这些被书写下的内容视为明白无误的“历史”,但却忽视了它们往往是某种知识和权力的产物,隐藏着“沉默”,伴生着“忘却”。费罗在《监视下的历史》中就指出,历史学的沉默可分为与正统性原理相关的沉默,内在化的、心照不宣的与社会共有的沉默,对难言之隐痛的沉默等三种情形。事实上,中西方先哲对此早有清楚认识。《淮南子》认为,仓颉造字使“能愈多,而德愈薄也”。柏拉图则提出,文字在人们心中“种下遗忘”,“他们不再用心回忆,而是借助外在的符号来回想”。在尼采看来,历史书写“将总是把不和谐的东西放到一起,并使之统一和谐”,“总是削弱动机和时机的差异”。而研究者在面对前人留下的历史书写时,由于未能体察记忆与忘却之间的复杂纠葛,往往会陷入“贪婪地吞咽着一切从书目单上掉下来的残渣”的尴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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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清代地权交易形式十分多样。龙登高认为,这些形式并非零碎无序的,而是实现了所有权、他物权、使用权的分层,构成了多层次的产权结构。在这一体系中,农民可以通过投资与交易,在自然法则、乡规民约和国家法律的认可下获得某种层面的产权。他着重分析了彼时田面权的制度框架。他指出,在清代,同一块土地上形成两个产权,即田面权和田底权。田底业主拥有土地所有权,收获地租;田面业主则拥有土地经营权和“田面”收益权、交易处置权,田面转让不影响田底权变动及其地租收益。同时,朝代鼎革也不会影响产权。他强调,田面权可以激发佃农对土地的投资,外地和城市居民也可以通过田底权的交易将资本投入土地和农业。田面权的物权性质,减缓了近代地权分配不均,扩大了农民中产阶级,成为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

最后,孙江指出,记忆有三个层面的遗产。一是“表象”,即以一种“形象”浮现在人的脑海中;二是“再确认”,即通过知性的努力唤回过去,依据“证言”等史料来质疑某种“确实性”;三是记忆不但是思念逝去的过去,也不单是对“再确认”的探求,而是人们对自身主体的确认。如果研究者要将记忆作为研究对象,则要把握好三个阶段。在史料阶段,研究者要注意被讲诉的记忆从一个体制向另一个体制的流动,其中不能经受诘问的,就不能称为事实;在解释阶段,要跳脱线性的因果律解释框架,综合使用微观和宏观方法,用数量、系列、反复、循环等方法进行多样化解释;在书写阶段,则要把表征过去的回想、当事人的世界观、带有自身过去表象的文字书写等三者交叉纠合起来。

受赠的富善家族档案,进一步丰富了清史文献馆的馆藏。这批历史资料均为英文原件,是研究富善家族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其内容也反映了清末民初北京的社会风貌,对后人研究中国近代传教士、中国近代社会史、义和团等历史具有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

龙登高进而指出,这种多层面的土地产权和多样化的交易形式,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可以通过各类土地流转形式,建立家庭农场,进行独立经营。他认为,以往的自耕农最优论和平均地权主张没有考虑到市场所具有的动态特征,忽视了农民在多样化的地权交易中可以根据风险偏好与不同层面的价格进行选择。农户可以租佃土地,获得土地使用权,又可以通过押租获得更强的土地控制权,还可以获得典权、田面权、永佃权等权益,土地的支配权、收益权与交易权可以在不与所有权冲突的前提下自由支配。可见,交易的多样化与差异化能够满足各种不同取向的需求,降低交易成本和系统性风险,激发和实现流转与资源配置。同时,龙登高强调,以往观点认为地权的交易容易引发土地兼并。但事实上,地权市场自有其负反馈机制,即通过回赎机制保障弱势群体权益,延缓地权的转移交割,为农户度过时艰、恢复和重建农场独立经营提供了可能,形成地权集中的对冲因素。这些设计使农户个体经营获得了持久的竞争力,成为中国传统经济的基本特色。

他还就古代史研究中如何引入记忆研究,如何看待考古发掘出的绘画中所反映的记忆内容,在记忆研究中如何制定“诘问”的标准、评判当事者记忆的真伪等问题与与会同学进行了交流。他认为,古代史研究引入记忆维度很有必要,有助于打开视域。在研究中,不能盲目相信当事人的口述,也不能把个体记忆作为论证或填充集体记忆的工具,应该找寻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互动和张力,在多重比对和分析中重构史实,同时检视和分析当事人的记忆。

最后,龙登高指出,个体家庭农场的经营方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佃农通过租佃、押租、典当、田面权等交易手段,建立自己经营的农场,获得经营性收入、投资性收入和风险收益,具有了企业家才能。这使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民中产阶级既包括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土地所有者,也包括获得经营性收入的农场所有者,而“讨不起老婆,养不起孩子”的纯粹雇农只占农业人口的2%—3%,造就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展现出家庭经营的顽强生命力。也正是个体农户所具有的可分割性、低门槛、易复制性、易恢复性等特性,某种程度成了近代化大农场或雇佣经营农场的抑制性因素,导致了中国与西欧日后发展道路的差异。

夏明方教授在主持讲座时指出,孙江教授早年从事秘密社会研究,此后,他由社会史研究转入新社会史史、概念史、历史记忆等研究领域,在不同领域都有突出建树,展现出不断探寻历史真知、引领学术发展的精神。他代表清史研究所对孙教授的到访表示感谢,并祝愿他今后取得更多学术成果。讲座中,孙江教授引经据典、深入浅出,现场气氛十分活跃,讲座在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讲座结束后,龙登高教授就明清时期土地交易的活跃程度和国家治理水平、田面权与田底权分离是否意味着土地所有者权利的弱化、原价回赎过程中如何规避市场风险等问题回答了与会同学的提问。他指出,交易过于频繁其实也是无效率的。彼时市场交易秩序主要依靠乡规民约、士绅和家庭进行调节。他认为,市场最具有拓展性和无限发展空间,交易应该越来越多地由市场实现。他强调,田面权的独立是土地所有权者自愿的,这种交易也是建立在契约和协商关系、互利互惠关系基础上的,回赎过程中如果价格发生变化,双方可以进行协商。交易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未来的收益变现。同时,任何交易都不可避免地会有摩擦,关键在于是否具有能够有效协商解决的机制,交易中最可怕是强权和暴力的干扰。他还强调,此项研究着眼于传统农业社会短缺经济的时代条件,地权交易伴随着很多矛盾纠纷,农民往往要进行艰难运筹,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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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方教授在主持讲座时指出,早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偏重考察生产关系,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亦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展现出一幅地主制经济之下,农民承受超经济剥削,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的图景。改革开放后,经济史研究转向以市场分析为导向,开始运用经济学理论重新解读地主制经济。龙登高教授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他的研究某种意义上彻底颠覆了以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得出的诸多结论,揭示出在传统社会中,农民可以通过多样的产权交易发财致富,而地主和佃农之间则并非静态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而是处在一种动态的竞争性关系中,其经济地位时刻都在发生变化和转换,农民在一些情况下获取的资源可能反而多于地主。农民也并非如以往研究所说是非理性的,而是“一个便士的资本家”。夏明方教授同时强调,龙教授的研究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者也有明显不同,后者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产权形态往往持批评态度,而龙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产权分割零碎但运转井然有序,参与其间的市场主体各有所得,形成了有弹性、有活力的体系。这反映出龙教授在研究中并未被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所束缚,而是在政治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之间努力探索中国经济史研究新的可能路径,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很有启发性。最后,他对龙教授在讲座中描述的相对完美的经济秩序提出疑问,并希望同学们既可以顺着,也可以反着龙教授的思路作进一步的研究。讲座在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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