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奋斗者的故事,旧有的对明治维新和江户时代的评价就将受到挑战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近日举行了五四运动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以色列、中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围绕五四运动对中国以及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产生的影响做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2019年3月21日下午,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林少阳教授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史学前沿”课程带来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夏明方教授和杨念群教授主持,来自校内外的广大师生积极参与,现场气氛热烈。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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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新中国成立70年历史,“奋斗”始终是一个关键词。一代代中华儿女在各自领域挥洒汗水、努力奔跑,凝聚起一个民族的奋进力量;千千万万普通人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为祖国建设发展矢志奋斗。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取得的巨大进步,见证了奋斗者的铿锵足音,标注着接续奋斗的伟大征程。光明日报今起开设《爱国情
奋斗者》专栏,与读者一起,倾听奋斗者的故事。

在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思路开阔,讨论了五四运动的各个方面,包括中国普通话的普及问题,中国的注音字母问题,女性主义问题,中国和日本、印度以及西方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鲁迅的文学及鲁迅生活轨迹的转变,五四时期的其他思潮等等,给人以启发,使人们对五四运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讲座伊始,林少阳教授便以“如何从朝贡体系出发看待江户时代”设问,激发听众思考。林教授指出,学界对江户时代的历史一直以负面评价为主流,旨在凸显明治维新,也就是以“锁国的江户时代”来衬托“文明开化的明治”,因此,近代以明治为中心的历史叙述实际是建立在对江户时代的压制之上。林教授引用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进一步指出,“重新评估明治维新,需要某种长时段视野。而长时段视野最终必须落实到更为广大的空间,亦即‘东亚’这一空间上。以长时段去看明治维新,会发现江户时期的最大功绩是‘文治’以及‘文治’维持的长期和平。”

有的时候,回忆会一直往前走,甚至越过千山万水,来到一个明媚的夏日清晨。

特拉维夫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郭志松表示,五四运动在语言、思想等方面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讨论五四运动的意义就在于要尽量理解现代中国发生了什么,这不仅和现在有关,也和历史有关,五四运动是崭新的中国的开端。在我们的会议上,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想法、模式在1919年、1920年就有了,即使过去了100年,到现在仍然适用。”

林教授认为,军事史家石康在《龙头蛇尾:明帝国和第一次东亚战争》中将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称为第一次大东亚战争,实际上是有意忽略了隋唐时朝中国的两次东征。而且,用长时段来看丰臣秀吉对朝鲜的侵略,那么这次战争或可称为第一次朝鲜战争,而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抗美援朝便分别为第二、三、四次朝鲜战争。尤其是抗美援朝,一直被描述为冷战的后遗症,可是若从长时段角度来分析,它实际上是朝贡体制崩溃后朝鲜半岛至今尚未从中走出的后遗症的征兆。实际上,朝贡体制之下,战争反而比较少。这一结论给以往学界有关朝贡体系的评价带来挑战。朝贡体系并不是一个僵化的等级秩序,在这个体系中的国家,实则都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着博弈。

“那天是我小学毕业的日子,同学们都去了典礼现场,我没有去,我躺在藤椅上看一本叫《天雨花》的小说。这是一本弹词小说,全是人物对白。”即使过去这么多年,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主任戴逸依然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这是他一生奋斗的起点。

特拉维夫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吴洋表示,五四运动虽然已经过去100年了,但是从国际化的视角看待五四运动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五四运动需要被重新审视。吴洋说,五四运动是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起点,给中国的传统学术和思想一个新生的机会,“尤其是对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来说,大家都开始关注传统文化,关注民国时期的学术,我们想通过这个学术会议能不能给大家一些新的思考。一些海外的学者也来从其他的角度讨论,看五四运动是不是对今天的社会依然有启发作用,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现有的文化,现有的这种文化复兴和五四运动倡导的文化复兴是不是能继续接轨,是不是能让中国文化在现在这个新的时代继续向前发展。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更广阔的视野,中国文化怎么样能和西方文化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我们怎么去继承我们的文化传统,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为世界所接受,或者有一个平台,让我们和世界的其他学者对话。五四运动的话题对我们来说永远都是新的,因为它的面向太多了,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讨论。”

不同于以往负面的江户史研究,林少阳教授认为,以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及其后裔治下的江户时期,其主要政治特点是“文治”,这与明治维新后的“武治”日本形成鲜明的对照。长期以来,“江户时代”因其以武士为顶点的等级森严的“身分制”、保守的“锁国”政策、武士阶层的“威光”、“武威”等,多以负面形象出现。但日本江户史研究者须田努指出,支撑江户时代的两大支柱实为“仁政意识形态”与“武威”,只是到了幕府末年,确切地说是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带领海军舰逼迫日本开港,上述两大支柱的作用不再有效,社会暴动纷纷而来,并终结于明治维新。所以在短时段来看,明治维新确实有贡献。但如从长时段来看,在“东亚”这一空间,旧有的对明治维新和江户时代的评价就将受到挑战。林教授指出,江户时代被矮化了,从现有大量研究成果来看,“锁国”这个固有概念也是后世建构的产物。

“我没有去典礼,因为我没有毕业。我不爱功课,只爱听故事、看戏文、看连环画,至于演义故事、武侠小说种种更是不在话下,全校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没有通过考试,毕不了业。我正看小说入迷的时候,那个同样没毕业的同学忽然跑到家里叫我,他大喊‘戴秉衡,快跟我去学校,打仗了,学校同意咱们毕业了’!”说到这里,戴逸先生露出顽皮的微笑。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杨念群教授是第一次参加五四运动的国际研讨会。他表示,国际会议讨论的议题范围更广,不仅涉及到中国,还有同一时代的埃及、印度等国家的对比,使五四运动这一议题具有国际化的视野,更加多元化,“我觉得五四运动不应该只被看作是一场政治运动,比如拒绝巴黎和会签字、反抗西方侵略等,而应该把它看得更广泛一点,比如它是一场文化运动,为我们现代文化发生和发展奠定基础的一场文化运动,而且出现了很多具有国际视野的大师级的人物、文化巨人,五四这个意义还是很重大的。还有从全球的角度看,五四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标志着和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运动能结合起来看,放在国际背景下考虑五四的意义更有意思,更加多样。”

若从教育史角度解读江户时代,从国内政治的层面和国际政治的层面探讨“文”的实践,大量人口学和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德川时代甚至更早时代的日本处于停滞封闭乃至封建状态的说法,理应被否定。日本教育史料显示,汉语和文言文在江户时代的教育体系中占有中心位置。一些研究者认为日本近代化的成功是由于明治以后的白话文运动让日本民智大开,并迅速成为一个近代化强国。事实上明治维新废除文言文对日本的就学率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在林教授看来,后一结论对重审中国的语言现代性或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也有重大的意义。长期以来,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只是从短时段着手,集中于西化成功的明治,故此往往得出较为片面的结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对我们自身传统的误读。如何以江户时代为方法思考明清,应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自身历史,也为重新认识民族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抗日战争爆发了,在少年心性里,他从此能毕业了,却不知道,国家的苦难才刚刚开始。小学毕业后,由于战事的蔓延,戴逸一家搬入了上海租界。国难当头,流离失所,戴逸目睹种种风暴洗礼,开始发愤读书,从此名列前茅。只是,他仍旧偏爱文史。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系助教哥书彦表示,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重要的革命,但是研究五四运动的英文书籍并不多,目前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她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五四时期的作家都认为文学可以救国,“中国作家为什么认为现代文学特别是小说能救国?我觉得他们有自己的看法。文学怎么能救国?但是学者还不知道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大家都说,五四时期大家都以为文学能救国,但是为什么?怎么样来救国?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很多中国作家有大概相同的看法,就是你读一部文学作品时,你的心理会发生一些共鸣,这个共鸣就会影响你,让你成为一个革命者。”

林少阳教授最后强调,是明治的母体孕育出了军国主义膨胀的昭和。这一结论进一步启发了我们对明治维新的再认识。

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学习铁路管理。两年后,峰回路转,因为抗日南迁的西南联合大学返回内地,在上海招生。已经念大二的戴逸反复思量,决定从头开始,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这一考,漫漫的读史修史之路就开始了。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洁宇表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没有白话文的提倡就没有现代文学,“我们的现代文学在两个意义上表现出来:一个是形式上,用白话代替了古文,代替了文言文,这是全面的革命性的变化;还有一个是从精神和内容上,就是鲁迅说的人的文学,以前都是帝王将相或者神话之类的,真正关注到人这是第一次,当然这背后有很多思想史的背景,但是从文学的角度去关注人,个人的出现是从新文化运动后开始的。五四运动等于开创了一个新文学的传统,既是活的文字,我们口语的、现代生活的经验的表达,还有就是人的文学的价值。”

随后,杨念群与夏明方两位教授分别与林老师交流了看法。杨念群教授表示,以“长时段”的眼光对明治维新的重新思考为明清转型问题的再认识提供了重要视角。夏明方教授认为林教授是从更深的层次上对现代化本身提出了质疑和反思。

考入了北京大学,戴逸用了一个词“心花怒放”。因为这里有太多书了,“很多古书,我连见都未曾一见,就这样整整齐齐全都放在北大图书馆,只等我翻开。我太高兴了,一天到晚就在图书馆泡着看书。”

转载自《国际在线》:

在座同学们就“锁国”、“识字率”等问题向林少阳教授提问,场面十分热烈。林少阳教授一一回应解答。

在北大,戴逸还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在一次次学生运动中,他的心向党组织积极靠拢。在北大读了两年书之后,由于和党组织的关系,他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要被送往特种刑事法庭。他的老师胡适听到这个消息,打电话为他保释,他收到了一张写着“保释在外,听候传讯”的通知,恢复了自由。

林少阳教授长期致力于19世纪初以来中国及日本的思想史,兼及文学史、文化史等领域。本次讲座谈及许多极具启发性的话题,未尽之处,欢迎继续关注林教授即将发表的论着。

“跑吧,我要赶快去解放区。”他找到了在学生运动中单线联系的介绍人,从此戴秉衡改名“戴逸”,从北大穿越封锁线去了石家庄,跑到了当时的华北大学,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从此,戴逸再也未曾离开中国人民大学。

撰稿:沈淼 邓一帆/图:邓一帆

向记者讲完了自己求学的奋斗故事,戴逸接着讲自己与清史结缘的故事。由于喜爱历史故事,他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就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抗战史演义》,这本书还是章回体的。“当时还没有人写抗战史,我的处女作就捡了个漏。”戴逸笑着告诉记者。

“这不能算是一部历史着作,只能叫通俗读物。之后,我开始了严肃的治史过程,1958年,我编写了《中国近代史稿》,成为高校的近代史教材。”戴逸说。也正因此,他受到了史学界的关注,历史学家吴晗当时正在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邀请他担任清史评审委员会最年轻的编委,并建议他把目光从近代史转向清史,开始修订清史的工作。

由于历史原因,这项工作走走停停,戴逸对清史的研究却从来没有停下。即使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停校的几年,运动风潮四起的时候,他还写了《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当年没有人愿意研究清史,因为一说到清朝,就和民族的伤痛联系在一起。五次对外战争,每次都割地赔款,损失惨重。提到清朝,似乎就是腐败的代名词。”戴逸说,“但是,我国本来就有易代修史的传统,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清史的资料在当年同样充满变数,连原始档案都差点付之一炬。上百年的档案由于宫内库房的倒塌差点儿被直接送往造纸厂,“当年很少有人懂得这些文件的重要性,外国人也没有兴趣,因此在一次次浩劫中幸存了。在运往造纸厂的途中,被一位爱国志士以4000块大洋的价格买了下来”。

这些资料整整放满了五层楼的楼房。清朝近300年出版的典籍就四十几万种,目前研究出版了4万余种,800余册。戴逸和修订清史的工作人员把清史分为“民族、宗教、科技、典籍”等几个部分,完成了105册送审文稿共计3000余万字,预计今年出版问世。

戴逸从清朝的起源讲起,“女真族的一支建州女真”,一直讲到近代史的跌宕起伏,讲到今天的新生活。他讲到了乾隆时期我国3亿人口,占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讲到了近代史“每战必败又屡败屡战”的民族精神。

“这是受欺负的历史,又是启蒙的历史、觉醒的历史、奋斗的历史。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戴逸说。讲到这里,采访也接近尾声了,张自忠路的平房门外,阳光正好,这故事仿佛穿越了300年的时光,有些沉甸甸的。

戴逸是《光明日报》的老作者,从20世纪的《史学》版开始,新作就不断问世。他说,他也是《光明日报》的忠实读者。他的家里订阅了两份《光明日报》,“一份是用来看的,一份是用来收藏的。”这拳拳之心更让我们感动,“从《光明日报》,我可以感受到新中国的脉动。”戴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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