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从《北平旅行指南》的记载来看,晚清中国对走向近代文明国家之双重构想

2017年3月23日下午,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邱仲麟研究员做客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课堂,为大家带来了题为《从“传统内变”到“外部影响”——晚明以降北京旅行资讯的变迁》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夏明方教授主持。

2017年4月1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就《缙绅录》国际合作项目举行工作会议。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中清教授、副院长康文林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任玉雪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陈必佳博士一行,本所所长朱浒教授,副所长刘文鹏副教授、阚红柳副教授、胡恒副教授,及胡祥雨副教授等参与会谈。

2017年3月16日下午2:00至4:30,日本神户大学绪形康教授应邀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教学四楼4201教室,为“史学前沿”课堂带来了一场题为“晚清中国对走向近代文明国家之双重构想”的学术讲座。他接续丸山真男的思路,先从日本走向近代的思想开端“徂徕学”谈起,认为其解构朱子学,名义上返回更古之道,实际上是在寻求有别于中国圣人之道、树立日本内在开新意识的自我尝试,并为日本近代的神道和天皇制国体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不仅如此,徂徕学的儒学观在嘉庆、同治年间和戊戌时期还曾传到中国,对晚清的学者和思想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进而,他比较分析了西方近代文明理想和强权政治的现实对中日两国思想家的复杂作用,指出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不得不“处在进化论与民族论之间来回徘徊”的历史窘境,常常是“强调民族”的保守主义和“钟情进化”的激进主义,会将自由主义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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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讲座主要集中于介绍“旅行指南”一类的材料,这类书籍并非是现代的产物,至少在明代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路程书”。“路程书”做为专门的交通指南,主要是记载了水陆交通路线图等,并且附带记载了沿线的交通条件、气候、社会治安等信息。随着晚明旅游风气的盛行,这一类书籍获得大量出版,邱仲麟研究员重点介绍了晚明到清中叶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长安客话》、《帝京景物略》等,并且向我们展示了不少时人绘制的旅行地图。

朱浒所长在致辞中对李中清教授、康文林教授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清史所近期就合作项目在团队构建、题目设计、经费支持、举办会议等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表示清史所将以《缙绅录》合作项目为契机,推进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与清史研究所的深度合作。胡恒副所长向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教授团队简要介绍了清史研究所发展历程、学科建置、人才培养、团队建设、标志性成果、期刊平台、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着重对清史研究所在文献整理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建设中的清史数据共享平台进行了说明。李中清教授表示欣赏清史研究所在清史研究与史料整理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希望与清史研究所务实合作,共同推进《缙绅录》研究项目及其他合作计划的开展。康文林教授介绍了《缙绅录》的整理进度、数据情况及一些初步的研究发现。双方就数据公开与版权保护、《数据使用指南》的编纂与完善、各研究题目的可行性、教师与学生交流的实施路径、2018年合作会议的举办、参与国际重要学术会议的形式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讨论,达成广泛共识。

绪形康教授还认为,中国近代革命家的民主革命思想,多发生在留学日本这个“神道设教”的君主国期间的历史事实,实值得学界反思。在中日两国,人们对文明国家的构想既有相同之处,却也存在差别。近代中国对自身成为文明国家的构想,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要摆脱自然法框架而构筑人的“主体性”从而超越一般君主制的国家构想;一是源自于相当于“国教”的传统礼教、体现儒家革命精神,并有别于“程序正义论”的“圣人正义论”。这双重构想,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邱仲麟研究员以《都门纪略》及其增补本为例,探讨了道光到光绪年间旅游资讯的变迁。《都门纪略》中记载了不少即使在现代人看来也是很有必要的旅行内容,诸如其中的“风俗警语”中有劝告人们来到京师要提防所雇佣车辆绕路。而书中也记载了大量的客店、庙宇、试馆、衙署、警察等信息。

此前,朱浒所长与李中清院长共同签署了《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作意向书》,双方一致同意围绕《缙绅录》项目推进实质性科研国际合作。

本次讲座由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主持,他发表了聆听讲座后的感想,认为讲座很有启发意义,有助于激发年轻学子们从不同维度丰富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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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的创建也对近代旅游业带来不小的影响,邱老师引用某位学者的话:“铁路以及它的流动性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就是所谓‘风景的发现’:一方面,铁路消灭了传统的空间形式和时间感,摧毁了两点之间的空间——旅行空间,带来景观的不连续性和间断性,铁路只知道出发点和终点。”铁路的出现使得人们逐渐忽视了点与点之间的风景,这种“中间地带”的旅行模式消失了。当然另一方面,铁路的出现也开拓了新的旅行空间,而各大铁路局纷纷出版旅行指南来增加客运量。其中《北京指南》是最具代表性的。

此前一天下午,绪形康教授还应邀在清史研究所的四层会议室,为师生们做了另一场题为“严复怎样将西莱《政治科学导论》译成《政治讲义》”的学术报告。他从严复对“专制”与“自由”含义的理解和翻译、宗教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关系、科学主义的陷井等多个角度,讨论了严复的这一“翻译”问题,认为严复的思想与西莱存在诸多不同,他对后者的思想多有误解或不理解之处。比如,西莱明确主张建立“政治宗教”,认为近代民族国家的起源就在于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基督教王权的传统,而严复则对西莱的主张不屑一顾,他在《政治讲义》中完全“摘除”了西莱的这一基本观点,仅仅将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教会,视为社会历史“初级阶段”,可见他本身并不了解、也不理解近代民族国家与基督教神学之间的“内在关联”等等。

接下来邱老师陆续地介绍了《京奉铁路旅行指南》、《京汉旅行指南》、《大中华京师地理志》、《旅行杂志》等旅行指南,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兴趣。他总结道,明清时期,受限于旅行条件不佳,纯粹为旅游而旅游者或许在比例上并不多,这时期出现的各种路程与旅行图册,已经具有明显的商业指南性质,只不过和西方旅行指南的标准并不完全相符。从嘉靖末年到抗战前夕的三百多年,北京旅行资讯的发展十分迅速,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变动有极大的关系。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需要继续思考:谁需要这些旅游资讯呢?至少从《北平旅行指南》的记载来看,这些人绝非是一般市井小民。

报告会由历史学院副院长、清史所所长朱浒教授主持。黄兴涛、夏明方、马克锋、曹雯等教师和研究生们聆听了绪形康教授的精彩报告,并就《政治讲义》究竟是着述、翻译还是编译,严复与柏克、西莱的思想关联如何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最后,现场同学们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向邱仲麟研究员进行了提问,双方进行了一些互动和交流,讲座在大家的掌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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