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完成了考古资料的汇总和整理、相关文献的收集和梳理工作,国家各个部分构成一个横向的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绳武教授逝世

2016年6月4日至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申请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盛京城考古与清代历史文化研究”工作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双方负责人及课题组各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史学前沿学术讲座报道:

着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绳武教授,2016年6月15日3时33分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工作会议由课题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刘凤云教授主持。刘凤云教授向课题组汇报了课题进展情况,她介绍道:本课题从酝酿到申请,再到开题,前后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各位专家学者对选题意义和需要研究的方向与问题进行了详细而严密的论证,为今后的研究进展奠定了基础。而从开题至今,又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期间各单位、各项目组通力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发现了新的问题。

关于‘新清史’的几点私见——来自局外人的观察

胡绳武教授,1923年10月7日出生,山东枣庄人。1948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史地系,留系任助教,为大学先修班讲授中国通史。1949年上海解放后,调至学校政治课教学委员会,任商学院政治课教员。1951年秋随史地系师生赴皖北参加土改。1952年初返校后,被华东教育部借调,为华东地区抽调机关干部进入高等学校补习班讲授中国通史。1952年秋回复旦历史系任讲师、系教学秘书,负责新开设的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任副教授、系副主任,招收中国近代史研究生,增开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和辛亥革命史两门专门化课程。1962年教育部借调到北京参加黎澍任主编的史学概论教材编写组工作。1964年秋,全国开展社教运动,编写工作中断,返复旦历史系同全系师生去奉贤、宝山两县参加社教运动。1966年春返校时“文革”开始,工作中断。1970年恢复工作,负责为新进校的工农兵学员讲授中国近代史。1971年周总理要上海编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被学校指定负责组织近代史教研室人员编写。1974年毛主席指示恢复《历史研究》出版,被国务院科教组借调到北京新成立的《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1975年10月,到国家文物局工作,先后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古文献研究室负责人。1980年12月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1981年秋评为教授。

刘凤云教授在梳理盛京城及清前期史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时发现,过去的研究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和政治导向的影响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清入关前的文化过程和文化本质缺乏深入探讨。此外,这一时期的研究类的着作较少、通俗类着作较多,且研究重复性高,结论大同小异。有鉴于此,刘凤云教授通过满洲奠都盛京所发生的变化来观照满洲完成自身转变的历史记忆,结合考古和文献的“二重证据”,对满洲由部落向国家的历史进程进行了讨论,形成了《奠都盛京——清朝入关前文化体系的构建》一文。文章着眼于满洲统治者在战争征服和被环境征服的角色转换、民族与文化相互渗透上,论证了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满洲从满蒙一体的民族认同转向多元的混合型文化。文章还回应了“新清史”观点,指出清朝“内陆亚洲”的转向或者“政治形态中非汉族因素”的提出,也许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思考“中国”的意义,但却不等于“新清史”所强调的能左右清朝“大一统”政治和文化的格局。

6月2日14:00,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钟焓在人民大学公共教学二楼为历史学院博士生史学前沿课程作了题为“关于‘新清史’的几点私见——来自局外人的观察”的学术讲座。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教授主持此次讲座,副所长刘文鹏副教授出席并担当评议人。

胡绳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有《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清末民初历史与社会》,合着有《论清末立宪运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辛亥革命史稿》、《孙中山》、《二十世纪全史》第一卷《辛亥风雷》。主编有《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清史研究集》、《中华文明史》第十卷。参加编写的有《沙俄侵华史》等。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辛亥革命史稿》于1980年出版第一卷,1991年出齐四卷,获孙中山基金会授予的“1949至1992
年中国大陆孙中山研究学术着作一等奖”,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必读之作。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赵晓刚研究员和姜万里研究员等考古项目组专家介绍了考古工作的进展。开题至今,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积极运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从地下遗址和地上建筑、墓葬、文物保护利用等方面开展课题研究,并通过调查发掘、资料整理、论文撰写、宣传推广等积极推进课题研究工作。考古调查方面,调查了盛京城的相关遗址和一批重要墓葬,并在配合汗王宫遗址保护展示的基础上对该遗址进行了补充发掘。资料整理与论文撰写方面,初步完成了考古资料的汇总和整理、相关文献的收集和梳理工作,并围绕课题完成考古报告4篇,论文2篇,其中3篇已发表于《沈阳考古文集》第5集上。宣传推广工作方面,已开展相关知识讲座,并计划组织一次公众考古活动。下一步考古项目组还计划与当地行政部门协调,根据文献记载,对盛京天坛的埋藏地点进行勘探和试掘。此外,随着城市考古工作的完善,项目组将用现代实测手段测绘并完成清盛京城实测地图,还原清代盛京城各衙署建筑的位置,以完善盛京城的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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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武教授曾担任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1991年离休,1995年获中国老教授协会授予的先进工作者称号。生前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整理项目“立宪运动”负责人。

清史所副所长刘文鹏副教授代表文献项目组发言,介绍了文献方面的工作情况。文献组由刘文鹏副教授负责,目前主要围绕《燕行录》进行,已完成了《燕行录》不同版本的校对整理,将目光从盛京城扩大到其他与盛京城关系密切的城市,现已辑出有盛京城及相关记载的着作362部,相关作者286人,文字记录35万字,其中包括日记、诗歌等,还有盛京绘图和道路图等图文史料,可与考古资料参照对比。文献组在此基础上整理、编目和整校编年,并计划针对涉及的相关作者做出小传以补入资料库中,预计将形成50万以上的文字,可作为资料基础供研究者使用。关于下一步打算,文献组将进一步开发其他史料对盛京城的记载,如清实录、地方志、日记、文集和满汉文档案等,并对重要着述和论文进行分类提要。

钟焓老师因研究方向并非清史,率先表明“局外人”的身份以示谦谨。他给“新清史”的界定,是为本讲的前提。“新清史”超越了传统断代史与民族史的研究范式,有三个主要支柱,分别是族性建构论、帝国晚期的征服叙事和后帝制时代的“民族帝国主义”。“新清史”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这一时期专着少而论文较多,代表作是柯娇燕的《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第二阶段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2005年,此阶段专着开始成熟,代表人物是濮德培与米华健。第三阶段是2005至今,“新清史”研究继续扩大成果,通论性着作较多,与现实相勾连并且与当代政治产生密切联系。“新清史”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一个论述中心:国体论,即国家政权的基本结构方式;两个参照系:对清朝的研究参照明朝与现代中国”。钟焓老师用“公寓与房间”的比喻表现“新清史”视角下的清朝各族群的关系。

胡绳武教授毕业追求学术,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对他的辞世深感悲痛!

课题组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滕绍箴研究员对课题目前的工作进展进行了点评,肯定了课题组对于《燕行录》的重视,认为“抓住《燕行录》就是抓住了清前期史的关键”,并强调在研究中需要对前人成果的批判与继承。滕绍箴研究员对刘凤云教授所提到过去研究的局限性进行了检讨,认为这是由于以往研究者在研究中套用马克思主义而没有消化造成的,过分强调满洲的民族性、独特性,而忽视了传统文化的多元性、联系性,甚至存在基本史实不清的错误,造成了研究的偏差。实际上,研究清朝决不能绕开满洲—盛京文化,必须弄清其源流和去向,以及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这也是课题未来需要注意的方向。

讲座内容主要分为五个方面。第一部分是“国体论”的认知。“新清史”学者与传统清史学者关于清朝的“国体”认知存在差异。钟焓老师认为,“同君联合体”一词最能概括“新清史”的主要观点。传统清史学者认为,清朝是中国传统的封建王朝,亦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备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是一个纵向的、单一制国家的定位。而“新清史”认为清朝是一个“星座型国家”,国家各个部分构成一个横向的“内亚联盟”,各部分之间具有较高的独立性,是一种复合制国家。

遵胡绳武教授遗嘱,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

会上,人大清史所曹雯副教授、胡祥雨副教授,沈阳市文物局宋振虹局长,辽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孟繁勇副教授等专家学者也分别就各自所负责的工作一一发言,对研究成果和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

在国土性质的认识上,传统清史学者认为,内地、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都是清朝的直属领土,而“新清史”的观点倾向认为上述地方是“受保护地”。在国际法方面,传统的观点认为,清朝对地方的管辖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主权,与现代无异。“新清史”的观点认为,清朝对地方的管辖,如回部与西藏,行使的是一种宗主权,并且清朝皇帝具有共主性。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刘凤云教授总结道:在对过去的成果梳理的过程中,盛京城史学研究的问题和重要性愈发凸显,而对未来研究工作的规划也随之明晰和具体。对于盛京城和清前期历史的研究一度是史学热门,但现在关注者非常有限,因此依然留下了较多可供研究的空白领域。希望通过本课题的进展,将以往没有研究或是研究得不够透彻的问题彻底解决。未来各项目组要继续合作,结合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方法,将问题集中在清前期国家形式、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等领域的思考,形成可供利用的研究成果。会议还预计明年六月份以学术讨论会的形式总结下一阶段的工作。

第二部分中,钟焓老师认为“新清史”的“同君联合体”与“中国意识”相克,并且列举海外华裔学者赵刚与“新清史”学者柯娇燕的争论。赵刚认为从满文文献中反复出现“中国”一词可以证明清朝与中国的合一性。柯娇燕曾予以反驳认为,满文《异域录》以及《尼布楚条约》、《中俄恰克图》满文版反复出现的“我们中国”表示的是所属关系,意思是“我们的中国区域”,钟焓老师反驳了“新清史”将“中国”地理化的观点:“满语‘meni’是代名词,可做单独做主语和宾语,他援引日人今西春秋的译文,当译作“吾等”。此外,《异域录》中所见,在图里琛与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的对话中,有“在我们中国,没有这样权力高的大臣”这样的话,亦表明了清朝与中国的合一性。《恰克图条约》早期只有满蒙文本的原因在于商讨俄国与喀尔喀蒙古的界限,与内地关系不深。策棱作为签约大臣的身份,在条约中的表述是“中国的副将军”,条约的满蒙文本被收入理藩院则例中,作为处理边界问题的案例,还有很多表明“中国意识”的元素,清朝不只对汉人才使用“中国”一词。清朝与中国具有高度等同性。

2016年6月17日

第三部分是“汉化论”的溯源。“新清史”的一个突出之处是反对“满族汉化论”。对此,钟焓老师从文献考证的角度梳理了“汉化论”的起源。“汉化论”最早系统提出的是17世纪以来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与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人类学家。在不同时期的传教士与人类学家的报告中都明显提到了满人“汉化”的现象。“新清史”对“汉化论”的反对表现出一种非学术性的倾向,对此钟焓老师提出建议,“新清史”对“汉化论”的质疑应该侧重在对传教士与人类学者的报告提出可靠性的质疑。

第四部分是针对内亚各大族群看重“满汉之别”或“旗民之分”的回答。“新清史”素来强调清朝统治的“非汉因素”,对此,钟焓老师从四个角度进行具体考察。他认为清代内亚各大族群并不看重“满汉之别”或“旗民之分”。

在东北的通古斯人方面,根据19世纪末史禄国的通古斯语言调查,“bogdo”、“manju”被用来指“汉人”,而这两个词在早期狭义指满洲。野人女真称海西女真大汗为博格多汗。“nikan”从狭义指汉人到指“小偷、盗贼”。可以说,北通古斯人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区分满汉。满洲人对狩猎状态的通古斯人的认同或小于对汉人的认同,区分满汉并无必要。

蒙古对待满洲人的态度前后是有变化的。早期蒙古将满洲人视为己出,将其称作“红衣蒙古”,认为蒙古人与满洲人在某种程度上有亲缘关系。但是入关后,顺治皇帝不再接受“红衣蒙古”的称呼。康熙时,蒙古活佛的日记将康熙皇帝跟汉人或汉地联系到一起。18世纪,《如意宝树史》称顺治皇帝“红汉阿勒坦汗”。“红”代表汉人,并将东北地区列入汉地。在准噶尔方面,准噶尔人称满人为蛮子,让雍正皇帝感到极度不能容忍。

新疆方面,清代操突厥语的土着民对城池的叫法并不区分满汉,统称“汉人的城市”,不刻意使用满洲等词语做区分。乾隆皇帝曾接见哈萨克使臣,哈萨克人认为没有必要刻意区分满洲与“契丹”。准噶尔灭亡后,吉尔吉斯、柯尔克孜民间诗歌中,将残余准噶尔人与汉人、满洲人合称“契丹–卡尔梅克人”。

在西藏方面,藏语中用指代汉人的词语“rgya-nag”指代满洲人,并且在藏人的地理观念中,满洲人所在的东北属于汉地。

钟焓老师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于“新清史”的征服叙事提出质疑,并对其所持清朝是殖民帝国的说法表示不赞同。殖民帝国分为海基型与陆基型,前者代表如英国、西班牙、法国,后者代表如俄罗斯。殖民帝国在人口流向与人口比例方面的改变具有单向性。而清朝大量汉人进入东北,改变了东北地区的人口比例与人口面貌,反映出将清朝定位为殖民帝国是不成立的。此外,从中亚人的地理观来看,中亚人称天山南北路为“契丹”或“秦”,伊朗史料可以证明,纳迪尔沙王朝把准噶尔汗国看成中国。在中亚人的地理观之中,清准战争可被看做“契丹”范围内的内战。

刘文鹏老师对讲座进行了点评,钟焓老师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讲座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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