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江南环境研究多分别聚焦于水利水文变化和气候变化,邱老师主要关注的是劳工或者说是矿工问题

2016年11月23日晚,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自然与文化”系列讲座第十八讲《清代北京煤矿开采及矿工受虐事件》在清史文献馆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邱仲麟研究员主讲,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夏明方教授主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山西大学、北京联合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高校的老师和来自清史所等单位的学生们到场聆听。

2016年11月12—13日,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第十三届年会暨“江南灾害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暨生态史研究中心、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减灾专业委员会主办,来自中国台湾,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南、广西、云南、陕西、甘肃、新疆等地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出版单位的八十余名灾害史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和博士、硕士研究生应邀与会。

2016年11月21日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员李国荣老师来到清史所,带来了一场题为《档案发现与清前期宫廷四大疑案》的生动而有趣的讲座。本次讲座由杨念群教授主持,夏明方教授、林展博士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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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上午,会议举行开幕式,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复旦大学安介生教授主持会议。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吴松弟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杨伟兵教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所长吕娟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教授先后致辞,他们表示,灾害史学是与我国现代历史学同龄共进的重要研究领域,今日更是可以持续发掘的“富矿”,依然大有可为。他们强调,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国度,灾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者应当进一步关注灾害与国计民生的关联,为解决现实困难提供帮助。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在讲话中首先对为会议的成功召开给予大力支持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单位表示感谢,对拨冗莅会的台北中央研究院邱仲麟研究员、太原师范学院王尚义教授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团队在灾害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次年会能够在有着深厚研究传统的复旦大学召开,意义十分重大。他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用灾害的视野为江南史研究拓展出新的思考路径。他强调,灾害离开了人,就不成其为灾害;灾害研究忽略了人,也会失去研究的意义;同样,从事灾害研究,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因此,“人气”是最可珍视的财富。参加本次会议的既有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又有年轻有为的学界新秀,充分展现了灾害史研究的蓬勃希望,相信此次会议能够进一步汇聚和整合灾害史研究力量,推动灾害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开幕式上,受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委托,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南开大学余新忠教授还报告了第十二届年会以来专业委员会的主要工作。

尽管寒风四起,室外温度很低,但依然没能阻挡同学们的热情。在晚上7点的讲座正式开始前,清史所的大会议室就已经坐得满满当当。

讲座开始前,李国荣老师先是回忆了与清史所的缘分,并认为第一历史档案馆作为明清档案资料的保管地与作为专业清史研究机构的清史所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讲座正式开始后,李老师总结清朝有八大疑案,即: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即位、雍正之死、乾隆身世、同治之死、慈安之死、光绪暴亡。本次讲座集中探讨前四个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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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太后下嫁”的分析中,李国荣指出支持孝庄文皇太后曾下嫁多尔衮的理由有如下十条:为保住幼年顺治帝的皇位;叔嫂之间的收继婚受到满族婚俗的认可;孝庄与多尔衮曾青梅竹马;在档案中,顺治曾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张煌言在诗句中提到太后下嫁一事;顺治在多尔衮死后的报复行为;顺治在谕旨中提到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孝庄死后未与皇太极合葬;孝庄葬于东陵风水墙外;近代学者刘文新提到其父曾见到太后下嫁诏,但目前未找到此诏。同时,不支持“太后下嫁说”的理由如下:“皇父”称呼不能作为论据,其含义等同于“相父”“仲父”,称不是自己的父亲的年长男性为“父”在历史上有惯例;张煌言是反清将领且远在江南,其诗句不可信;顺治治罪多尔衮,是少年天子对待权臣的惯例,并且太后未加阻止;“亲到皇宫内院”未说明是在何时去哪座皇宫内院;孝庄因久居汉地不愿火化,并认为“卑不动尊”而不与皇太极合葬;孝庄虽未与皇太极合葬,但其陵寝名为昭西陵,名义上与沈阳的皇太极昭陵仍是一个体系;太后下嫁一事《李朝实录》无记载。综合各方观点,李国荣表示太后下嫁一事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他倾向于认可“太后下嫁说”。

在对“顺治出家”一事的分析中,李国荣先是辩驳了民间传说以董妃为董小宛的观点,指出董小宛与顺治并未生活于同一时代,董妃其实是指顺治十一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福晋董鄂,在襄亲王死后嫁入皇宫。接下来,针对民间流传的,顺治帝并未驾崩于顺治十八年,而是出家为僧的说法,李国荣指出,虽然顺治对佛教怀有特殊感情,并曾做出出家的举动。但是从档案记载来看,顺治帝并未出家,而是感染天花暴亡,诸多文献都记载了顺治帝被火化一事。

在对“雍正继位”的分析中,李国荣先是总结了有关雍正继位方式的三种说法,分别为继位说、篡位说和自立说。支持雍正合法继位的论据如下:康熙要找“坚固可托”之人作太子,雍正符合这一要求;康熙钟意雍正之子弘历;雍正多次负责祭天大典;康熙遗诏;据《康熙实录》,康熙死前曾多次召见雍正。支持雍正篡位说的论据如下:传闻雍正进献人参汤毒死康熙;康熙驾崩后,大丧异常;雍正继位时间上的问题;《康熙实录》中的诸多疑点;雍正死后不入东陵;雍正继位后的“杀人灭口”;乾隆为雍正的赎罪忏悔说等;另有雍正自立的说法,李国荣指出这一说法认为,康熙因去世突然而没有指定具体的继承人,雍正凭借着强大的运作能力从而自立为帝。综合分析上述三种说法以及档案史料的记载,李国荣认为雍正继位不存在“篡位”的可能,若非正常继位至少也是自立为帝。因并未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康熙曾指定其它皇子为继承人,因而篡夺这一说法就难以成立。“雍正继位”这一问题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依然值得继续探究。

在“雍正之死”这一迷案中,李国荣首先驳斥了传说中的“吕四娘为父报仇刺杀说”。对于“太监宫女刺杀说”,李国荣也进行了辩驳,认为这是后来者有意将明朝嘉靖皇帝所经历的宫女刺杀一事嫁接到雍正身上。另有朝鲜方面记载的“死于荒淫说”,李国荣认为这是朝鲜人对清王朝不怀好感的表现。对于雍正真正的死因,有人认为雍正死于中风,也有人认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李国荣继而展示了多条重要史料,指出雍正对丹药情有独钟,并在晚年极为重视丹药的炼制。这一点在乾隆继位后的谕旨中也能查到蛛丝马迹,乾隆特别强调雍正对道士“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这种做法事实上是欲盖弥彰,变相说明了雍正在晚年信任道士、大炼丹药的情况。综上,李国荣认为雍正的真正死因是丹药中毒。

在分析了清前期四大迷案后,李国荣又简要介绍了后期四大迷案的相关情况,并表示自己上述对疑案的分析是一种解读,而不是破解,并不能作为定论。这些疑案依然存在着许多让人疑惑的地方,但或许“疑”才是历史的魅力所在。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利用档案史料,继续在这些问题中探究下去。最后李国荣老师表示十分期待有机会再来清史所与老师、同学们进行交流。

杨念群老师在讨论中表示,李老师的分析充分利用了档案史料,尤其在“雍正之死”问题上找到了具有说服力的档案,并以审慎的态度加以分析,这一点值得大家学习。同学们也纷纷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向主讲人请教。最终,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在讲座开始前,夏明方老师对邱老师的学术成就给予高度评价。邱老师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涉及社会生活史、环境史、医疗史、文化史等领域,而明清北京史也一直是他最关心的主题之一。夏老师特别提到,在《新史学》第六卷上曾刊登邱老师的《明清晋北的山地开发与森林砍伐》一文,该文讨论的森林变迁与明清易代之间的关系问题十分具有启发性。根据邱老师自己的介绍,此次他所报告的研究实际上完成于2009年,原本是一篇长达4万字的长文,拆作两篇文章,本次讲座报告的是文章的后半部分,目前还未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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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邱仲麟老师先就煤矿史研究做了简要的学术史回顾,并特别提到了六十多年前邓拓先生完成的《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一文。前人的研究多集中在煤业生产关系、煤炭开采和燃料供应等问题上,与之不同的是,邱老师主要关注的是劳工或者说是矿工问题,并且将矿业史与生态史、社会史结合起来考察。

开幕式结束后,会议共举行两场主题报告会、六场分场报告会和两场青年学者论坛。本次会议以“江南灾害与社会变迁”为主题,因此会议的多个主题报告均以此为议题展开。安介生教授对明代湖州地区的灾患情况和演变趋势作了细致梳理,认为在学界所称的江南经济发达背后是频繁的自然灾害和民众的疾苦,对江南地区灾患的研究理应得到学界重视。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地震局高建国研究员亦从特定地域出发,介绍了他本人多年来对浙江省近两千来台风风暴潮图谱的研究思路和进展情况,强调要回归成灾过程,利用图谱实现灾害史研究的文理通融。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徐海亮教授则从苏轼个人经历及其所存文稿切入,勾勒了北宋江南的水旱灾害环境,并据此对苏轼在苏皖地区的防灾、赈灾活动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复旦大学王建革教授则指出,以往的江南环境研究多分别聚焦于水利水文变化和气候变化,缺少对二者间互动关系的讨论。他指出,五代时期,太湖流域就形成了清晰的水利景观和管理制度。宋初气候偏旱,时人郏亶依靠自身观察,对当地高田和低地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由于高地易发生淤积,故宜在低地形成大圩,以抬高水位,灌入吴淞江,形成高田低地可一并灌溉的溢流系统,这套精彩的水流平衡体系,展现了很高的治理水平。及至南宋,随着开发的加强,吴淞江淤积问题逐渐严重,旱情开始出现,溢流系统出现问题;而在元代,由于气候进入湿润期,当地又出现了一些防涝工程。他进一步指出,此后吴淞江中下游地区时旱时涝的灾情特点是水利开发引起的吴江陆淤导致的,明嘉靖时期,当地旱灾记载更多,耕地出现旱地化,表明水文变化引起了旱涝敏感变化。由此可知,水文水利变化是一个“大周期”,气候变化则是其中的“小周期”,太湖流域五代以来经历了多次偏旱和偏涝的摇摆,但在这一摇摆过程中使旱涝敏感发生变化的恰是水利开发与水文变化。另外,农民也有一套针对苗情旱涝控制和防灾救灾的景观语言和认知方式,同样值得关注。总之,彼时江南官员和治水学者多关注大区域的地理景观分析,而乡村则多进行小景观治理,这种复杂多态的旱涝知识体系,仍需研究者作更详尽的认知。

邱老师的报告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的是清代煤窑数量消长和矿坑积水问题。一方面,清代北京基本上延续了明代的煤炭供应链,即取于北京西山地区。清入关之后,煤窑数目有所减少,且因风水问题,不少煤矿遭到封闭。承平之后,随着人口增长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煤炭供应已日渐吃紧,所以到乾隆时期,清廷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封闭政策”而扩大开采范围。但是虽然经过官民多方努力,北京的煤价仍然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煤炭开采受到生态条件的极大制约,矿道挖得越深挖积水越多、煤炭的开采工作进展越困难,工价和煤价也相应提高。当时,煤矿开采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排水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邱老师对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关于中英煤矿的对比论述提出了不同意见,彭慕兰认为英国煤矿开采的主要问题是排水问题,而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矿道干燥易引发瓦斯爆炸的问题。邱老师利用奏折、墓志铭等大量文献说明在明清时期,中国煤矿开采的主要问题也是矿坑的排水问题。当时部分矿区采用的是泄水沟排水法,还有一些煤矿因暴雨、积水等问题而关闭,这一难题直到民国时期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夏明方教授以“江南外史”为题,强调要站在对江南的固有印象和先入之见之外看江南,把不确定性带入江南研究,书写另一种江南叙事。他指出,“盼江南”、“变江南”是千年来很多国人的情结,但就江南自身而言,其早在司马迁笔下就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描述,其崛起亦以诸多天灾人祸为背景。清嘉道时期,面对水旱之忧,林则徐、陶澍等就在思考如何“解放江南”,同时在其他地区推广江南经验,纾解所谓“嘉道困局”。还应看到,江南并非只是人们固有认知中的平原,亦有山地和海滨,应进一步研究负山滨海的环境如何导致了人们对沿海滩涂的开发,考虑如何通过水利问题将这一过程的历史脉络串联起来,形成“山海生态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呈现立体化的江南。他同时指出,在近代激烈的中西碰撞中,江南的中心经历了从苏州到上海的转移,其治理思路经过了从林则徐到毛泽东的承继和发展,如今的江南,既是“最忆是杭州”的风光所在,亦是“毒地”的肇源之处,走过一系列变迁历程后的江南又当何去何从,何处才是国人理想中的“江南”?这些问题都应引起学界的反思和探讨。

第二部分论及矿场经营管理和矿工的工作环境问题。在清代,无论官窑还是民窑,均须取得“窑照”。北京煤窑的投资者既有地主,也包括八旗牛录、贝子王府、监生甚至外地人,俗称“包窑”。但地主多不参与管理,而是按比例获取收益。煤窑事务繁杂,矿主往往雇人协助管理。资金规模一般较小,这也是煤窑主难以应付坑道大量涌水问题的原因之一。另外,技术制约也使矿主难以解决开采中的问题,获得稳定的收益,实现资本的积累。清代西山煤窑组织中,矿工人数众多,自明代起,他们即被歧视性地称作“黑鬼”、“炭狗”等。此处,邱老师以诗证史,借多首古诗表现矿工艰苦的工作条件。坑道中幽暗、狭窄,且有石土崩塌的危险,常有矿工被压毙。总之,窑内设备简陋,环境极差。据一份俄文文献记载,曾有中国天主教徒在坑道内安装新式机械,以改善窑内生产条件,代替矿工的人工作业,此举却遭到矿工的强烈反对。

此外,如何在现有灾害史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更新问题意识、扩展研究思路,也是主题报告会讨论的热点。陕西师范大学卜风贤教授在报告中全面回顾了灾害史研究的发展道路,系统总结了当前研究中的共识性问题、热点问题和学术难题,指出在新文化史视野下对灾害文本进行解读和灾害历史地理研究尤其需要引起关注和探讨。余新忠教授深入阐释了疫病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认为当前疫病史研究存在疾病医学史、灾荒史、环境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等多种路径。上海交通大学陈业新教授分阶段探讨了近50年来学界关于水旱史料等级量化工作的进展,强调要在积极借鉴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制定出宜于灾害学研究的历史水旱定级方法,综合考虑致灾因子、孕灾环境、承灾体三大要素,采用7等级制,同时探索年度水、旱灾的分别定级;就空间而言,应首先实现州县逐年水旱灾害的等级量化,再逐步扩大范围;在区域研究中,则应在确保级则、名谓的前提下,从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反映特定区域的历史情状。朱浒教授则指出,灾害史研究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推进仍受到局限,如何在历史学内部进行深入发掘,仍是研究者的重要任务。他以考察“丁戊奇荒”与李鸿章洋务事业顿挫的关系为例,展示如何以灾荒为视窗考察彼时军务、赈务、洋务的互动关系,揭示军务的不可触碰性与清廷资源有限性之间的张力,在更清晰的时空坐标中审视清廷的战略意图。

第三部分关注的是锅伙包揽和虐待佣工的现象。明中叶时,就出现了煤业者诱拐老百姓乃至童工为其开采的现象,清代亦常见。邱老师主要讲述了北京西山矿区“锅伙虐杀水工”的例子。所谓“锅伙”,原指煤窑工作者早晚吃饭、休息之所,后来则把代窑商招揽工人的人称作开“锅伙”者。由于煤窑内常常积水,所以清代窑商常通过开“锅伙”者招揽舀水工。但实际上,招工者多以瞒骗的手段诱拐贫民入窑工作,有时甚至虐待致死。嘉道之际,接连发生数次锅伙虐杀矿工、水工的命案,这使得官方出台了《锅伙章程》等条文,甚至将之补入律例中,对锅伙进行严查禁止。尽管如此,锅伙虐待矿工之事仍时有发生。

分场报告会围绕“灾害研究的文与理”、“灾害与政治”、“人与环境的互动”、“水害与水利”、“灾害救助”、“清代灾害及其应对”六个论题展开。各报告人系统阐释了他们近年来在相关研究中的新思考、新成果,评论人充分进行了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评议,讨论气氛十分热烈。分场报告提交论文所涉议题十分广泛,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也各有异趣,其中既有在长时段中对灾害时空分布情况的宏观把握,亦有基于区域和个案的微观实证,既有在传统灾害史研究框架下对灾情、灾因、政府赈灾和社会应对等问题的继续关注,亦有在环境史、新文化史视野下对围湖造田、新作物引进、农林病虫害、水利兴修与水患防治、灾异思想、灾害记忆、灾难叙事、城市水环境与景观营建等问题的开拓和探索,还有利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的研究。同时,还有多篇论文探索灾害视野下的政局变动、疆界迁移、民族关系、粮食供需、货币更替、社会纠纷、移民生计、底层革命等问题,体现出灾害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和张力,展现了作为研究视野和方法的灾害史研究视域的扩大和解释力的增强。青年学者论坛共收到全国各高校博士、硕士研究生论文21篇,卜风贤教授、王建革教授、陈业新教授、余新忠教授到场对青年学者的论文进行点评,充分肯定了他们在有关领域研究中作出的努力,同时就更新问题意识、培养学术追求、扩展研究史料、提高写作水平等方面提出了中肯建议。会议共评选出青年学者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3篇、二等奖5篇。

最后,邱老师以“无声的矿工”作结。矿工的工作充满了危险,只有少部分人是出于自愿。于是就出现了专以招揽矿工为业的“锅伙”,他们常常诱骗百姓入矿,多次发生虐杀事件。尽管后来有规章出台,但这类事件仍有发生。这可怜的矿工的背后,反映的是整个产业联动,也是在矿工的问题层面上,社会史、环境史和矿业史有了结合。

在圆满完成各场报告和讨论后,13日下午,会议举行闭幕式,由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方修琦教授主持。各分场报告会和青年学者论坛主持人分别报告了各分场的讨论情况,邱仲麟研究员、高建国研究员分别讲话,安徽大学张崇旺教授介绍了下届年会的筹备情况。邱仲麟研究员在讲话中回顾了台湾历史学研究和灾害研究的发展历程,表达了进一步开展两岸学术交流的意愿。高建国研究员介绍了2015年以来两次防灾减灾会议的成果,特别强调了会议倡导的“平安京津冀”和“平安城市”的提案对现实的防灾减灾所起的决策参考作用,呼吁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交流合作,扩展灾害史研究的时空范围,为推动我国防灾减灾事业发展作出贡献。夏明方教授在总结讲话中对会议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去灾害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后,灾害史研究逐渐从研究的一个问题,成长为史学领域的一个分支,进而成为某种观察视野和研究方法,表明其具有无限广阔的空间,研究者应当把灾害史作为一种可以重新看待历史的宇宙观。同时,灾害史研究能否跳脱出邓拓、竺可桢先生构建的研究框架,能否有效应对非历史学科和海外中国灾害史领域的挑战等问题也应引起重视。他强调,当前灾害史研究中出现的诸多“范式转换”固然有其合理成分,但也有不少属于“不成熟的代谢”,因此,研究者在运用各类新方法、新理念时,也应注意“守成”,在前人的基础上持续用功,进行更加坚定执着的学术探索。闭幕式上还举行了青年学者论坛优秀论文颁奖仪式,余新忠教授主持仪式并宣读获奖名单,高建国研究员、夏明方教授、方修琦教授等专家为获奖论文作者颁发了证书。

报告结束后,夏明方老师在讨论中表示,邱老师所用的资料极其丰富,更不易的是他能将如此多的材料组织成一个故事,即煤矿产业背后的人的故事。他对矿工的研究有两条线索,明的一条是工人如何被拐骗,而暗的一条则是新技术反而被工人所排斥,这一悖论有助于我们对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演化道路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在之后的提问环节中,问题围绕明清燃料问题与环境污染问题、明清医患关系、对矿工的历史叙事差异等问题提出。此外,邱老师与在场师生分享了自己收集、整理材料的心得体会,令在场学生受益良多。最后,讲座在掌声中结束。

据悉,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第十四届年会将于2017年10月在安徽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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