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然世界的观念与实践如何,进而我们可以区分历史的的重要性和史学的重要性

2019年5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十三讲如期开讲,北京大学环境与城市学院着名历史地理学教授唐晓峰老师应邀作了题为“地之理:中国古代的应然世界”的精彩报告,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主持,华林甫教授列席。

2019年5月16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刚老师应邀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史学前沿”课程,带来了题为“事实与解释:历史知识的边界”的精彩报告。讲座开始前,主持人夏明方教授介绍了彭刚教授的学术履历与治学取向,并对彭刚老师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

2019年5月9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史学前沿”系列讲座邀请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奇生教授,作题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北伐知青’与‘三八知青’”的报告。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主持。

图片 1

图片 2

图片 3

讲座甫一开始,唐晓峰老师即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思想作出清晰界定,他指出地理学理论是严谨且系统的概念集合,而思想则宽泛、松散且更具有大众性,其所包含的是如热土、世外桃源以及塞外江南等观念。唐老师认为分散的自然以及人文地理知识正是以思想为“线”串联成形态各异、内涵丰富的一个个系统。将简单的地理要素联系成为一个系统,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意识形态等多样的方式。中国大地之上地理要素甚多,只谈论这些分散的要素,不算是中国,只有进入到由中国地理思想构建的结构体系之中,才意味着进入中国。比如“九州”就是建构出来的中国世界的一个代表。这种要素间的建构拼合不是随意的,而具有极为复杂的思想过程和深厚的文化背景。中国历史上有各种尺度和规模的“拼合”,这对于历史地理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彭刚老师以
“历史知识有没有自己的边界,我们对于过去的追索是不是无止尽的”这一问题为开篇,从“什么样的历史事实能够进入历史解释”与“历史解释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王教授认为,近些年来,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发展趋势已然不同,研究时限也从共和国建立延伸至文革结束。由于研究时段下移到共和国时期,学界要求建立“中国当代史”学科的声音与诉求越发明晰。王教授则认为,学科界限过于明晰未必是好事,这有可能造成研究视野的局限,进而忽略中共革命的延续性,因为中共革命不仅是一场关乎政权的政治革命,更是一场社会革命。1949年以后,中共作为革命党的性质并未发生转变,社会革命的无限性和持续性决定了建国后三十年的历史走向。正是因为对这种持续性的关注,王教授从延安时期上溯,一直追寻到中共革命早期的研究。

那么何为“应然世界”?唐老师引入法学中“实然”与“应然”的概念用以解释历史文化地理中“应然世界”的概念,“实然”即实际如何,“应然”即应该怎样。在实然世界这个问题上,思想的角色尤为重要。借助娄敬和张良对西汉建都地点的考量为例,唐老师指出事实的判断是实然判断,价值判断是应然的判断,价值判断才具有实践上的指导意义,价值判断是应然世界的基础。如若缺乏价值判断,在实际问题面前会无所适从。对每个问题的事实判断,具有科学属性和唯一性;价值判断答案不是唯一的,但是更有实践意义。价值判断是引出实践的必要判断,对于地理问题亦然。

对于什么样的历史事实能够进入历史解释,彭刚老师认为,历史学家归根到底是要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并且对历史事件做出解释。历史留下的是零碎的片段,历史学家又以其论题为核心择选史料,这就决定了历史解释具有选择性。历史学家无法照顾到历史的所有面向,其所呈现的“史实”就会有所偏向。历史学家杜维运先生就把史实界定为史学家的观察力,亦即史学家选择事实的能力。

以往对中共早期历史的探讨,在王教授看来,笼罩在“失败史观”的阴影下,目的在于找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谁来承担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而这种失败史观使我们低估了陈独秀时期中共革命的意义。这一时期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共没有军队,也没有根据地,其工作重心在群众运动与党的建设上;更重要的是,中共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成立,由于共产国际下辖各国党支部数量过多、世界革命重心在欧洲、联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人对东方所知甚少等因素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共革命的领导难有针对性指导;同时共产国际强调其对各国共产党有绝对的领导权。在这样的环境下建立的中共,作为一个绝对服从共产国际领导的支部,直接限制了自身对革命的领导权和自主权。在中共革命早期,共产国际有多股领导力量同时存在于中国,彼此之间互相纠缠推诿,其决策势必出现很大问题,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虽极富声望,个性顽强,却毫无自主权,只能听从共产国际指导,最终被迫承担大革命失败的责任。

唐老师提醒大家,历史地理文本中掺杂着事实与观念,研究中要注意地理事实和地理观念的区分,对观念叙述中所提及的地理世界,不一定要进行实际考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然世界就是幻想世界,它其实具有很重要的实践属性。

此外,“有意义”可分为“相关性”和“重要性”。历史学家讨论历史总有不同的关切对象,对于历史家来说,与论题有关联的历史事件就是有意义的;这种相关性在论题转换之后也会发生变化。爱德华·卡尔与理查德·艾文斯关于凯撒与普通民众渡过卢比孔河谁更具有重要性的论说就是很好的例证。历史事实的重要性是与史家所要探究的历史论题的相关性联系在一起,也是依史家研究视角变化而异的。历史事实的重要性还受到史学和史学家价值观的影响。上个世纪以来,自下而上的历史越来越受到关注,历史学家越来越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对于普通人的历史的重视,正是受到史家价值观转换的影响。

在理解上述背景之后,王教授将主旨转向两代“知青”。据其解释,提出“北伐知青”和“三八知青”概念的目的,一方面是打破只有文革“知青”才是“知青”的认知,更重要的则是强调知识青年在中共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在中国革命史上,北伐时期和1935—1938年期间,青年投身革命几乎成为一种潮流,其革命程度最深,自身受到革命的冲击也最大。

应然世界的观念与实践如何?华夏文明中哪些具有应然世界的性质?唐晓峰教授先以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大一统”思想为例,对中国古代的应然世界进行解读。“大一统”地理思想是中国人建构出的涵盖政治、思想、和实践三个方面的应然世界。西周人在重大的历史地理变革中提出了“天下”的重要观念,这是新的世界格局和秩序的理念,随后禹迹、九州、五服、中国等观念相继出现,用以支撑和完善“天下”观。周人强调其掌权的合法性来源是道德而非武力,进而以禹的名义来叙述“大一统”地理体系,强调“禹迹”这一范围较大且具有道德属性的世界。同时,大禹治水,任土作贡,在儒家历史叙述中,表明了抵御灾害与文明开创具有紧密联系。豳公盨铭文中强调禹重要的品质是“明德”,于是,“天下”正是由禹作为一个道德和文明的代表者所建立起来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性质当然就是“明德”。

那么,历史事实有无内在的重要性?彭老师认为微观史的兴起,似乎使得“马丁盖尔”比“马丁·路德”更有名,但这并不等于“马丁·路德”的重要性已被消解。历史事实的重要性是后溯的,是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所赋予的。但是,历史事实并非没有自身内在的重要性,但其重要性也绝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史学和史家关照的问题的迁移、价值观的转换而变化。进而我们可以区分历史的的重要性和史学的重要性,但需注意的是具备历史重要性的历史事实未必具有史学意义上的重要性。

北伐“知青”,产生于新式学堂建立和科举废除的大背景之下,新式学堂“批量生产”出大量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而因科举废除以及同一时期新经济的成长尚不足以提供给他们足够的职位,这些青年前路实艰,大批学生集中于省城,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成为革命者;他们在大革命时期或参加国民党,或参加共产党,但最终的结局都极为悲惨。数以万计的北伐“知青”在1927年4月以后的国民党清党运动中饱受屠戮;30年代初在苏区的肃反运动中,“知青”也遭到沉重打击,这直接造成中共革命队伍内部知识水平的下降。

“华夷之限”是古代华夏应然世界中的重要特点之一。它强调禹迹、九州、五岳之外就是“蛮夷”世界。即使是分野系统,也是“分野独擅于中华,星次不沾于荒服”,连天上的星座也不干“蛮夷”世界的事情。中国古代着名天文学家僧一行提出的“山河两戒”说,明晰划分了华夏与蛮夷的界线,对后世历史地理思想中的“夷夏观”很有影响。

对于
“历史解释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这一问题,彭刚老师根据他在教学过程中的经验提醒各位同学:我们一直适应着“确定性”的世界,但现代物理学却呈现出其
“不确定性”,自然科学如此,现实世界亦然。人们谈到历史学时,似乎会认为它已盖棺论定,毋庸置疑;但过去的“可知”与“不可知”性仍值得进一步思考。历史学中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一方面史家不可离弃的主观因素妨碍了对于过去的客观中立的认识;另一方面,史料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决定了我们有关过去的了解总是不完整、不全面的。由此,对历史知识的可能性产生怀疑的论点,彭刚老师认为其症结恰如英国史家埃尔顿所云:“忘记了无法知晓全部的真实和全然无法认识真实是两码事”。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该意识到,“不全知”不等于“不可知”,“可知”不等于“全知”。在他看来,历史研究就像埃文斯所言是在做拼图游戏。

1935年以后,中共的抗战主张赢得一批知识青年的拥护。抗战初期,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延安。中共党内以“三八干部”来指称这批“知青”。这批富于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填补了中共党内30年代肃反之后的文化荒芜。他们在经历了“整风”、“审干”等一连串政治运动的洗礼之后,成为中共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古代华夏应然世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特点,自然的山川转化为人文世界的观念象征,即所谓的“山川之灵,纪纲天下”。例如“岳”的观念。“五岳”是王朝文化中树立的名山,其所标志的地域就是华夏的核心区,在地理上也具有重大象征意义。清史稿有载“岳镇方位,当准皇都”,理想的王朝都城应该在五岳围绕范围之内,秦朝、北魏、清朝都为了这件事做过相应的调整。华夏的应然世界是一个道德和政治联手统治的王朝空间。中国古人对山川的祭祀不仅是自然崇拜,也还有政教意义。在社会层面,中国古代流行的安土重迁观念,祖坟与祠堂的设立,促成了人文地理世界的“超稳定”空间机制的形成。

在彭刚老师精彩的讲座后,夏明方老师进行了总结。在座的同学围绕历史学的想象力、历史学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历史解释与过度解释以及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界等问题与彭老师讨论互动。彭刚老师强调,历史学是一个提问的学科,知识的扩展靠的是提出和解决问题,作为历史学的研究者和学习者,要谨记“史无定法”,尽可能以开放的态度和丰富的想象对待历史事实。

王奇生教授最后强调资料开发和档案利用的重要性。他以湖南省1979-1980年关于北伐农民运动的调查和上海社科院80年代对工人运动的调查为例,说明80年代编纂资料的可贵。他指出,这一时期各个省党史办等机构编纂的资料,许多尚未出版,极富价值,进一步鼓励大家发掘新材料。

最后,唐晓峰教授总结到,重大的地理事件都含有价值观构建过程,古代应然世界都属于思想史的范畴。应然世界的叙述中,虽时有歪曲事实的情况发生,但这是为了论证价值观的正确性和牢固性,是巩固价值观的过程。追求应然性是历史构成的重要引导线索,它是历史书写的一个面向。如《考工记》中提出古代都城的布局方案,属于城市地理的应然模式,这个应然模式引导出古代都城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成为都城历史的重要叙事。应然世界观念对历史发展而言,是一种控制、干预的力量,是实践的重要背景。

文/李向鹏 图/邓一帆

在王教授精彩的演讲之后,夏老师用“高屋建瓴、惊心动魄”八个字来概括整场报告。尤其对共产国际同中共革命关系的解读,富有新意;下半部分则从相对微观切入,关注中国革命的主体——知识青年,富于批判和反思意识。整场报告有助于形成对中国革命的全新认识。在最后的问答环节,王教授和与会同学就“三八知青”的定义问题、延安整风同其他根据地整风运动的区别、中共革命研究中的知识分子视角与底层民众视角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进一步深化了大家对报告的认识。

讲座临近尾声,唐老师再次强调,应然世界不是幻想世界,应然和实然之间具有融合性。应然世界和实然世界的问题并不仅限于地理,它在很多人类活动领域中均有体现。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